剑桥中国明代史

关于后者，孟森的《明
代史》和爱德华?德雷尔的近著《明初政治史》是资料最丰富最有用的。此
外，《明人传记词典》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传记参考资料。但总的来说，现代
学术界在建文和永乐两朝的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远比洪熙和宣德两朝丰富，
在历史编纂、政治制度、军事战役、对外关系和思想活动方面取得的研究成
果，远比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丰富。这种现象无疑取决于资料的性质，但
也反映出学者的偏爱和这个领域发展的不平衡。
至于建文朝，它充满了复杂的史料问题，王崇武的两本书对内战中的事
件和有关的政治发展作了小心谨慎的重新叙述工作，成为这方面学术成就中
的权威作品。近年来，黄章健也在相似的史料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
一点上说，我们应当注意傅斯年、李晋华、吴晗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它们
证实了燕王的母系，而这是理解新皇帝的态度和行动的钥匙。同样地，存在
着相当多的有关建文帝的命运的文献和稀奇古怪的传说，它们引起了同情和
遐想。
关于建文帝和燕王之间的内战，有几种一般的记述，但唯一的专著，陈
荣捷的《燕王的篡位》，很令人失望。它没有充分吸收王崇武的研究成果，
虽然它对军事战役作了有用的叙述，但这本书在史料问题的判断上有严重错
误。使用它应特别小心。至于建文帝统治下的制度与政治发展，吴缉华和黄
章健在皇帝顾问的作用和政府改组的流产上都做了重要工作。此外，还应该
提到阪仓笃秀和毛佩琦论建文帝的国策及其政治影响的有价值的文章。
关于永乐时期，寺田隆信写了一篇虽然简短然而很有用处的永乐帝传
记。对永乐朝的各个方面，有重要的专著和研究文章。例如，陈去关于内战
和永乐帝的母系问题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外，在政府改组和政治发展方面，有
吴晗、吴缉华、杜乃济、王毓铨的重要研究。其中有些作品涉及整个明代，
但它们对永乐朝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论述这些题目的西方著作，贺凯关于
政府改组的作品和爱德华?法默关于双京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权威参考书目。
此外，关于永乐朝的重要研究还有郭伯恭等人论《永乐大典》的编纂；
郭伯恭、傅吾康、田村实造等人论出征蒙古和北方防御；陈荣捷和狄百瑞论
儒家正统思想的形成；以及山本达郎、罗荣邦和约翰?惠特莫尔论干涉安南
等。除了这些之外，有价值的作品还有吴缉华和星斌夫论粮食的分配与运输
制度；黄仁宇论财政管理；司律思、Ｊ．弗莱彻和莫里斯?罗萨比论与中亚、
蒙古和女真的关系；木宫泰彦、王伊同、王崇武等论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
徐玉虎、Ｊ．Ｖ．Ｇ．米尔斯和王庚武等论与东南亚的关系等。看来只有永乐朝的
社会经济方面在新近的明代研究成果中相对来说还是个空白。
有少数作品是专门研究洪熙和宣德两朝的。但除了这样一些领域如制度
的发展、朱高煦叛乱、财政改革和对外关系外，许多专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
述。爱德华?德雷尔的《明初政治史》是唯一用一章的篇幅对这两朝作了内
容充实的叙述的现代著作。总的来说，对这个时期较有深度的现代研究成果
涉及的方面是制度改革、政治巩固和财政紧缩。在这些题目上，吴缉华、杜
 
乃济和贺凯论内阁制的发展的著作是资料最丰富和最有用的，吴缉华、周良
霄和伍丹戈论苏州和松江府的财政改革的著作也是这样。此外，关于这个时
期还有两部有价值的专著。贺凯论御史制的专著对宣德朝给予相当大的注
意，而蒋星煜的近作况钟传，写这位江南财政改革的设计师，也很有用。黄
仁宇的《１６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和他的其他有关研究为评价宣德时
期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引导。宣德朝一直是艺术史家所偏爱的一个
时期，因为宣德帝是一位美术鉴赏家，但由于这个领域不属于政治叙述的范
围，就不在这里进一步讨论这类研究了。
最后，这些对明初的研究，大大得益于几种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的出版，
它们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学者编的。这些包括整个明代的汇编中的大多数，摘
自实录中涉及外国人和与外国人的正式关系的记述。例如，有羽田亨和田村
实造关于蒙古人、罗香林关于西藏、赵令扬和陈学霖关于东南亚和白翠琴关
于瓦剌蒙古人的资料汇编。对这些作品作出补充的，是同等重要的汇编，如
吴晗摘自《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中朝关系的汇编，郑鹤声和郑一钧选自官
方和私家记载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汇编，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题目
最全面的原始资料汇编。大多数这类作品是由细心的学者编纂的，但为了保
证准确，将这些摘录与原始记录核对，总是可取的。
５  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１４３６—１４６４ 年
作者  崔瑞德  泰尔曼?格里姆
明代中期的历史（自 １５ 世纪中叶至 １６ 世纪中叶）还没有被传统中国的
历史学者或当代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历史学者很好地研究。１５ 世纪中期的历
史包括要在这里论述的几朝，由于两个主要原因，较之研究 １６ 世纪的历史困
难更多。第一，关于这个时期的一般历史很少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
关于人物和事件的专门研究。第二，１５ 世纪的原始资料，不像 １６ 世纪那么
丰富多样，因为要到 １６ 世纪，官员和文人在生前出版他们的文集（包括书信、
奏议、散文和政治论文）的事才变得普遍。事实上，１５ 世纪官员的许多重要
奏议和著作集到 １６ 世纪或 １７ 世纪初才出版，而这些文集也不像后来的文集
那么卷帙浩繁与丰富多彩。因此，历史学者不得不从实录中保存的资料和基
于朝廷档案的正史中汲取大量材料。
本章所包括的三朝的实录，并不特别可靠，因为它们是在李贤（１４０８—
１４６６ 年）的指导下修纂的，而此人曾直接卷入这三朝的政治斗争。他在 １４５１
年支持过于谦，但在 １４５７ 年复辟后又设法做了大官。主编彭时（１４０６—１４７５
年）是李贤的同事，在 １４５０ 至 １４６４ 年间也参与了许多重要事件。但是，在
缺乏其他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者别无办法，只有在使用这一资料时考
虑到编者的偏见。
有数量不多的论著和专题论文专门论述这个时期的事件或人物。牟复礼
在《１４４９ 年的土木之变》中重新描述了土木事件的详情，傅吾康的《于谦：
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 年》①接着描述了此后朝中发生的事情。
① 详见蒂莫西?布鲁克：《苦恼的旅行家的指南：明清时代的路程记录》[12]，载《清史问题》，4，5（1981
年 6 月），第 32—76 页：4，6（1981 年 12 月），第 130—140 页。
 
菲利普?德希尔论述景泰时期和复辟的著作，②对头两朝的一般政治史到英宗
１４５７ 年的复辟作了更详细的论述。这三种研究合起来对到 １４５８ 年为止的这
段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全面介绍。关于英宗复辟时期，几
乎没有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
司律思和 Ｄ．法夸尔研究了这个时期明帝国对待蒙古人和瓦剌人的历
史。司律思对明代蒙古人的综合研究，包含关于 １５ 世纪中蒙关系的很有价值
的资料，并成为这个课题最好的第二手资料。③法夸尔的《瓦剌－中国的纳贡
关系，１４０８—１４４６ 年》④论述了 １５ 世纪初瓦剌人在也先领导下的崛起和这个
时期他们与明朝的关系。
６  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１４６５—１５０５ 年
作者  牟复礼
述及 １５ 世纪下半叶的资料和现代研究成果，也许比陈学霖教授的从 １３９８
年至 １４３５ 年的那一章中所使用的更加少些。他在他的书目注释中引证的学术
著作，有些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中有黄章健的几种关于明代制度的研究，
现在收入他的《明清史研究丛考》（１９７７ 年）；吴缉华的论制度和社会经济
史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四卷研究论文集，引用时作吴（１９７０ 年）和吴（１９７１
年）；和黄开华的《明史论集》（香港，１９７２ 年）。对这些新近作者的著作，
还可以加上苏同炳的《明史偶笔》（台北，１９７０ 年），特别是第一篇论明代
尚书的权力。
特别有用的是王毓铨的研究，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莱芜集》（北京，
１９８３ 年）中论明朝机构和经济问题的几篇文章。我还要感谢王教授作为一位
博学的学者在他从 １９８１ 至 １９８３ 年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交往中在明史的各方面
所提出的建议，当时这本书即将完稿。
孟森（１８６７—１９３７ 年）的《明代史》（１９５７ 年）受到人们的赞誉，实际
上这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的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