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

大多数第一手记述自然是写作于 １７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在它们所描
写的事件刚过去不久。这些作者处在混乱的中心，很少能在他们的著作中保
③ 例如，见《（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 年》[458]，载《中国和佛教文集》，
14（1967 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454]，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0（1955 年），第 215—346 页。
 
持一种坚定的客观态度。大多数作者带有强烈的偏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为赢得后代的同情，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问题同他人争论。在前明的知识
阶层当中 漫着一种负罪感，这引起了许多自我辩白的文章，它们相应地谴
责个人报复、党同伐异，或某些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行为。此外，由于清
初私人抄本流传并通过晚明政治－文学团体的残存网状组织最有效地保存了
下来，我们所得到的记述也许带有比原来更多的党派性。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 １７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１８ 世纪 ２０ 年代之前，在两方面
有所好转。第一，被视为晚明的主要折磨的党争，既受到政府也受到公众的
谴责。第二，康熙帝通过缓和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族政权仍然怀有的仇恨
和害怕，诚心争取把他们团结在清朝的庇护之下。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他成功地发起一个编纂《明史》的大规模计划，并采取不寻常的步骤，谋取
受到广泛敬重的以同情明朝知名于世的学者们的合作。此外，他试图让学术
界放心，崇祯以后明朝的朝臣在他的指示下将受到宽宏的对待，任何人都不
必担心 １６６１—１６６３ 年迫害历史家的事会再次发生。在这样一种比较说来是宽
厚的气氛中，对南明的兴趣高涨起来。到这时，经历过征服的一代人已经年
老，已没有多少时间能写出有关事件的第一手证词；此外，许多人也明白，
尽管康熙朝廷对南明的研究表示宽容，但事实上那个时期在《明史》中不会
得到适当的论述。这些情况促使温睿临写作《南疆逸史》（完成于 １７１１ 年前
后），成为清代头 ２００ 年中出现的关于南明的最重要的综合史著作。④
这个阶段南明研究的特点，是浪漫精神和伴随而来的用大量想象去给事
实添枝加叶。在更为安定的康熙时期生活的人们，回过头去看南明，把那时
看成一个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时代，一个社会大溶合和互相拉平的时代，
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机会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对清和晚明的矛盾感情所引起
的高度悲怆，不仅表现在历史著作中，也表现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它
是康熙晚期最流行的传奇。 ①
在 １８ 世纪的第二个 １０ 年中，对南明的兴趣明显下降，在雍正和乾隆初
期，也许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情况似乎主要是由于那些在童年经历过征服年
代的人已经过世，也由于康熙帝的去世，他的宽容政策成为一场极端刻毒和
奸诈的储位斗争的牺牲品。在这种气氛中，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出版的有关南
明的著作，被他的政敌劾为“狂妄”，他以大逆罪于 １７１３ 年被处决。雍正帝
于 １７２３ 年即位后，赦免了所有牵连进这桩案件的人，但后来他在同情明朝的
著作和当前煽动叛乱的关系问题上，挑起一个更大的争论。１７２９ 年，湖南一
个名叫曾静的叛逆者，被发现部分地受到已经过世的浙江文人吕留良（１６２９
—１６８３ 年）的某些著作中反满内容的鼓舞。雍正帝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
他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文告和书，是清朝第一次企图利用晚明著作，其中有些
是关于南明的，来达到阐述满族－清廷的政治思想的目的。
在此后几十年中，关于南明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工作，人们倾向于
采取一种比较无害的形式，如地方人士对死于明清斗争中的人所写的谨慎的
纪念文章。出乎意料的是，正是通过这类“社会传记”的积累，全祖望（１７０５
—１７５５ 年）在 １８ 世纪对南明研究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全祖望的《鲒埼亭
④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 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
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57 年），第 60—68 页。
① 见黄云眉：《明史考证》[261]（北京，1980 年），第 156 页。
 
集》，②特别是它的外编，显示出对原始文献透彻的研究，这正成为他那个时
代最受人尊敬的学者们的共同特点。在当时的第一流学者中，几乎只有他着
迷于明朝的抵抗斗争，全祖望对南明研究所做的最好的工作，是挽救了许多
关于监国鲁王的支持者和浙东抵抗斗争的历史资料，使其免于湮没。
康熙晚期和雍正年间的迫害和控制是偶尔发生的，并未导致对晚明或南
明著作制定任何明确的官方政策。这种危险的含混状态，只能阻止这方面的
工作。但是在乾隆朝晚期，特别是在 １８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开始了某些
大规模的计划，以一种又打又拉的方式大力消除这种含混状态。
第一，朝廷有意散播一种由皇帝批准的对南明事件的解释，给予那些站
在明朝一边为国而死的人以很大的光荣，但明确指出，明朝的让位（和清对
汉族人民的挽救）是不可避免的事。的确，晚明不可救药的道德风气和政府
状况，使得烈士们的奋斗更加可歌可泣。弘光朝廷的灭亡被确定为明朝的结
束，承认以后南明朝廷的历史性但不是合法性。
第二，更加抱负不凡，乾隆帝企图促进他的国家的文献质量，一方面收
集最好的图书，加以重抄，编成巨大的《四库全书》，另一方面，与此同时
搜出各种不符合需要的著作，加以销毁或改动。后者的范围，自然包括对满
族人或他们的祖先女真人有不利反映的历史著作，或者不符合乾隆对南明的
解释的作品。③
因乾隆禁令而引起的对南明材料的改动，程度的大小难以估计。但这对
清初以来全部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也许由于已经熬过 １５０ 年所有近
代以前的原本书所面临的危险——水、火、蛀虫、贫穷和疏忽——不大可能
被少数几年（最多从 １７７４ 至 １７８８ 年）执行得不一律的禁令从这样一种文献
丰富的文化中消灭掉。相反，乾隆的南明研究政策的影响，似乎积极方面多
于消极方面。《四库全书》计划大大地刺激了对各种旧书的兴趣。而且，有
意研究南明的学者多对乾隆法令的宽大精神感到满意，而不是被禁令的严峻
文字所吓倒。
总之，紧随乾隆朝之后的几十年，在一些人当中令人注意地重新引起了
对南明的兴趣，他们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空气中培养起来的，他们对收集到的
材料作出评价，对有问题的旧本进行比较、核对和修订。第一个对南明资料
进行全面的原本研究的，是乾隆和嘉庆年间的学者杨凤苞（１７５４—１８１６ 年），
继他之后是 １９ 世纪的两个藏书家李慈铭（１８３０—１８９４ 年）和傅以礼（１８２６
—１８９８ 年）。①此外，１９ 世纪初兴起出版丛书的第一个高潮，它的特点是只
限于晚明和南明的作品，以及第一次出版几个杰出的南明义士的文集。这一
活动的成果是产生一部伟大的清代关于南明知识的总结，徐鼒（１８１０—１８６２
年）的《小典纪年附考》。
通过这种工作，为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发生的事准备了文献根据，那
时对南明的兴趣带上一种坚决反清、反满和排外的倾向。热情的革命者如梁
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年）、章炳麟（１８６８—１９３６ 年）和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
年）当时举出南明提醒他们的同胞，清是野蛮的征服者，而 １７ 世纪时汉族人
② 谢国桢编的《明史资料丛刊》，1（江苏，1981 年），第 1—160 页重印了《后鉴录》[228]。
③ 见《禹贡》，5（1935 年），第 29—41 页。
① 见沈德符编：《野获编》[468]（1619 年；北京 1959 年重印），第 464—467 页，和徐学谟：《世庙识余
录》[233]（1608 年；台北 1965 年重印），4，第 9—14 叶（第 103—113 页）。
 
民曾表现出抵抗外来入侵者的精神，这是现在完全可以仿效的。某些参加并
记述明朝的抗敌斗争的人，成了有名人物，出现了出版南明丛书和明朝忠臣
义士文集的第二个高潮。
自然，１９１１—１９１２ 年清朝覆亡后，当新生的民国在对西方列强干涉的经
常恐惧中迈出最初不稳的步子时，发掘这种文献的热情进一步增长起来。事
实上，鲜明地题为《痛史》的丛书，就是在清朝被推翻时付印的。随后的几
种丛书合在一起包罗了许多以前被清廷禁止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