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① [165]查理斯?J.哈柏林在《钦察汗国与俄罗斯：蒙古对俄罗斯中世纪史的影响》一书中，没有提出这里
所说的俄罗斯“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向”的说法，不过是强调了由“蒙古影响”促成的文化延续及对俄
罗斯社会的有益推动。俄国史学家始终否定蒙古在俄罗斯的统治起过好的作用，哈柏林意在纠正这种观点。
相反，中国史学家尽管对其亦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强调外来统治对中国的破坏，而是强调文化的延续性，
不过这种延续性是因为对中国文化输入了“积极”的因素，而不是外族影响。
 
际上消失了。对汉人的征服则不存在类似的现象。早期征服战争中的那种一
味的屠杀不再常见，无论如何，再对付如此的大乱时，其屠杀的规模可能已
不再那么大了。１３ 世纪 ４０ 年代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
变。这以后的蒙古征服者蒙哥（１２５—１２５９ 年在位）和忽必烈（１２６０—１２９４
年在位），与他们那可畏的尚武前辈们相比，更能从蒙古国家的利益出发，
有目的地、有成效地对待他们的定居臣民，而中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归并到蒙
古大帝国中的。他们的政策也较好地适应了被征服民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
上，这种利益的一致起到了作用。这样说并不是否认那些随后发生的与中国
正常秩序不合的灾难性的偏离，但是中国人最终感受到，在蒙古人这种前所
未有的对古老文明进行征服所带来的灾难中，他们生存下来而且胜利了。
除外界强加的危机以及汉人对危机的适应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论据
有力地说明元朝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中国文明中的
一些基本的变化，特别是在组织政府与治国方略方面，在那个时代的末期已
经显现出来。这可以看作是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趋势已经达到了它的顶
点，而蒙古统治这一特殊条件更增强了这种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
虑到破坏性的变化，以及汉人对外族统治带来的所有这些新因素所做出的不
同反应。这里采用的观点是后者，一系列直接由蒙古统治产生的情况，可解
释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许多问题。从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去罗列证据要比仅从
政治领域做起来困难得多。本章旨在提出一些在今天历史学家们看来对研究
元代有意义、有重要性的社会史方面的问题。
 
元代中国的人口
一些有关元代社会的最基本的事实目前尚无定论，仍在讨论研究中。最
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还无法确定中国人口的数字及其分布。本章后一部分将
说明，为了社会管理这一目标，元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政府都更重视
对其属民按地位与职业进行分类统计。但是，户口、人口实际统计数字并没
有像其他中原王朝那样与财政制度直接挂钩；而且元朝负责人口、赋税、土
地登记的行政系统并不十分有效。因此，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历史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忽必烈朝晚期 １２９０ 年的那次统计，是元代历次统计
中最可靠的。按照《元史》的说法，①在籍的有 １３１９ 万户，计 ５８８３４７１１ 人（见
地图 ３７）。
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这里既没有包括新征服的云南行省，也不包括一
些分散在边疆地区的州县级行政单位以及住在山区、沼泽和其他边远地区的
人口，另外，有几个较大的类别，如僧道、兵士和属于投下的户口都不在其
内。
征服南宋后元朝所作的仅有的另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是在 １３３０ 年，这
次新统计的数字表明人口仅有微不足道的增长，所以，很可能其中大部分数
字取自 １２９０ 年的统计结果，并非新的人口统计数字。据 １２９０ 年人口统计，
每户平均人口约 ４．５ 人，似乎低于实际，但也不是不可能。假设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征服南宋后不久元代中国的人口约 ６５００ 万，这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明
初 １３９３ 年的统计数字为 １０６５２７８９ 户，６０５４５８１２ 人，这与 １２９０ 年的数字是
能吻合的，每户平均人口为 ５．６８ 人，总人口 ６０５０ 万，跟一个世纪以前元朝
的数字很接近。有一部长期以来令人信
服的著作认为 １３９３ 年的实际人口要更多一些，这部书还指出在进行人口登记
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财政收入，所以不交税的儿童、寡妇与年老体弱者是
不必计算在内的（若都计算在内，每户平均人口就会多一点儿）。①这样，元
朝 １２９０ 年的数字似乎从明朝早期也就是 １３９３ 年的数字得到了进一步的确
认。
我们对这些数字的相信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中国的人口在宋代要
比这多得多。１１０９ 年北宋政府登记了 ２０００ 万户（人口总数应超过 １ 亿）。
１２００ 年前后，金与南宋的人口总和超过 １ 亿。②很难相信到了 １３ 世纪中国的
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元朝灭亡之后经过 １／４ 世纪的恢复，到 １４ 世纪末人口还
是那么少。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松散，也就是说政府没有能力进
行彻底的统计，还有一部分有意的漏报，比如分给蒙古贵族投下的驱口户等，
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 １２９０ 年的数字如此之低。③１３９３ 年当明朝的行政能力
加强，有可能进行较全面的统计时，明初的统计数字应有显著增加，至少户
的数字应该是接近实际的，即使由于仅考虑财政收入而使人口数字发生了偏
差。不料，这些数字却与 １２９０ 年的数字很接近。尽管这些数字没有一个能看
作是努力对全国人口进行全面统计的结果，尽管这些统计是出于财政管理的
① [653]《元史》，卷 58，第 1346 页。
① [184]何炳棣：《1368—1953 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 10—12 页。
② [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③ 关于元代漏报户口的情况，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 128—135 页。
 
需要而不是为了进行纯粹人口学的研究，但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人口增减及
人口分布的总趋势很可能还是反映现实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１２００
年到 １４００ 年之间中国人口曾发生灾难性的锐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端情
况。
如果进一步仔细研究这些数字，更显得以上设想是可能的。１２０７ 年主要
领土在淮河以北的金朝的人口统计为 ８４０ 万户，５３５０ 万人（每户平均 ６．６３
人）；１２２３ 年南宋在籍的有 １２６０ 万户，以每户 ５ 口计算（宋朝的统计无人
口数字，不管怎样，每户 ５ 人的比率并不算高），假定为 ６３００ 万人。１２１５
年蒙古人入侵北部中国，而 １２１５ 年中国人口总数就可以由以上两组数字相加
之和得出，约在 １．１ 亿人到 １．２ 亿人之间。如果我们看一下 １２９０ 年元朝在籍
人口的分布，我们会看到华北平原人口损失最为严重。１２１５ 年至 １２３４ 年蒙
古—女真之间的战争；１２３５ 年直到 １２６０ 年忽必烈登基这几十年松弛的管理
所导致的混乱；以及忽必烈朝初期河北、山东军阀的反叛，所有这些都对这
一地区起了严重破坏作用。 １２９０ 年人口统计中与河北、山东大致相当的行
政区划的数字，可以拿来与 １２０７ 年、①１３９３ 年在这一地区注册的统计数字相
比较，见表 ８。
 
表 ８
 
河北、山东注册的户数
 
１２０７ 年
３３０ 万
 
１２９０ 年
１３０ 万
 
１３９３ 年
１１０ 万
 
１２０７ 年总共 ３３０ 万户这个数字意味着人口总数为 １７００ 至 ２０００ 万。１２９０
年在这两省注册的仅仅约有这个数字的 １／３：如此锐减在当时中国北方是很
典型的，包括河南、山西和陕西。很可能直到 １６ 世纪末，中国北方的人口才
恢复到 １２ 世纪末 １３ 世纪初的水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在人口统计中显示
出来的这种减少现象是由于进行户籍登记的行政机关不力，还是由于人口的
实际丧失所引起的。如果是后者，我们也不清楚是否由于人民逃难而大批内
徙、死于战争、死于由战乱带来的饥荒及疫病，还是由于生活艰难和处于乱
世而大大降低了出生率所致。
有很多材料充分说明 １３ 和 １４ 世纪华北大部分地区长期频繁遭灾，但人
口史的准确数字却不能由此引申而出。如果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迁徙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本可指望这些流民的后代会在 １３９３ 年的人口统计数
字中显示出来，结果却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人口的减少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
的，战争、天灾造成人口锐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中又很难使人口得到补
充，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