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④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实录没有保存下来，当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
样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资料。⑤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许多原始资料，但
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它又压缩或摘录史料，而这些史料
在《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更为完整。从这一点说，《元史》本身只能
被看作第二手资料，因为它的编修者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
距离。
《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难以读懂的口语形式公文，妨碍学者更充
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这种公文中的特殊语言称为“蒙古
语序的汉译”。①因为元朝官府使用双语，不像契丹人的辽朝和女真人的金朝
只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一定会有许多蒙古公文的译文保留下来。《元
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称为“令旨”的国家法令，是从蒙古文翻译
成白话的汉文。②阅读和翻译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语知识，因为这些令旨渗入了
蒙古语的句法。
日本和苏联学者在翻译《元典章》和《通制条格》方面有很大贡献。苏
联语言学家 Ｉ．Ｔ．佐格拉夫的《蒙汉文献翻译》（莫斯科，１９８４ 年版）是最近
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书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５５ 年出版的元史专家
蔡美彪编录的元代白话碑铭。③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田中廉二出版了两卷本的
《元典章?刑部》（卷 ３９—５７）译注，在他们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两篇有用
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谦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
文的语言形式。④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书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丰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资料。保
尔?拉契内夫斯基的 ４ 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 １０２—１０５）译注，亦包
括了许多《元典章》中有关资料的翻译。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第 ３ 卷是索引，
对查找元代制度的专用术语很有用处。①陈恒昭复原并翻译了元 １２９１ 年的法
典《至元新格》。②
④ 关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简单介绍，见常备参考字典《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55—56 页（《元典章》）；第 16—17 页（《通制条格》）。亦见陈高
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1983 年版）第 311—353 页的元代部分。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6
年出版的《通制条格》，《元代史料丛刊：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第 1 — 5 页的介绍文章。
⑤ 近年叶幼泉、王慎荣在《元史探源》中对《元史》编修过程做了新的考释，见《文史》27 辑（1986 年），
第 177—194 页，特别是第 178—183 页关于元实录的叙述。亦见[75]柯立夫的《现存〈元史〉简论》。
① [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② 见[552]杨联陞的专论：《〈元典章〉研究》。
③ [87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1955 年版）。
④ [221]岩村忍、田中谦二：《元典章?刑部》2 卷（京都，1964 年、1972 版）。在第 1 卷前附的文章是，
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见汉文史牍文体》；田中谦二：《元典章的蒙文直译体文本》。
①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1 卷（巴黎，1937 年版）；2 卷（巴黎，1972 年版）；3 卷（巴
黎，1977 年版）；4 卷（巴黎，1985 年版）。
②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 年版）。
 
元代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元史》中没有专门的叙述。“达鲁花赤”
官在《元史》的《百官志》中就没有得到特别的注意；“斡脱”制度（穆斯
林商人协助蒙古贵族经商）在《食货志》中亦没有专门的叙述。这类蒙古和
内亚的特殊制度似乎超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常记述之外，这样今天的历史
学家就必须广泛使用各种元代史料并将有关这些制度的零散叙述集中起来。
作为其他史料的一种，元人文集提供了有关蒙古政治制度和财政政策的重要
和详细的资料。１７０ 种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于 １９７９ 年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版。③１０ 部元代的地方志于 １９８０ 年在台湾重印，可以用它们来了解
政府机构如何在特殊地区发挥作用。④
最后，用英文发表研究元代城市、军事、法律和财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
柯立夫教授培养的两代学生。其中有后来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
士学位论文，如 Ｈ．Ｆ．舒尔曼的《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 ９３—９４ 译注》
（１９５６ 年）；萧启庆的《元代的军事制度》（１９７８ 年）；陈恒昭的《蒙古统
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１２９１ 年法典复原》（１９７９ 年）；伊丽莎白?恩迪科特
－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１９８９ 年）。还有
两篇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出版，伊森拜克?图干的《〈元史〉
岁赐门》，２ 卷（哈佛大学 １９７３ 年博士学位论文）和刘元珠的《元史?选举
志一》（哈佛大学 １９７９ 年博士学位论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 ６０ 余篇论文，涉及广泛的课题，从纯粹的语言学到元
代文学、文化及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柯立夫 １９３４—１９８５ 年发表的论著目录，
刊登在他的纪念文集中。＊
③ 见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部 1979 年版）。
④ 《宋元地方志三十四种》，12 卷（台北，国泰文化事业 1980 年版）。
* 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
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任何错误不负责任。
 
９．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元代社会史涉及的许多问题和史料以及现代研究成果，已见于本书其他
章作者的介绍。此处只介绍有关元代社会史的特殊问题及其相关史料和研究
成果。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与西方史学家的接触将中世纪欧洲和西亚的史
料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了研究蒙古欧亚大帝国的新潮。以前在中国对此
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义增强的时代气氛下，中国人将蒙古征服视为对中
国历史有利的现象，并开始拓宽眼界，将草原社会视为现代中国的组成部分。
同时，同样的民族主义因素亦导致了他们仇恨作为外国征服者的蒙古人，有
时出于时代的谬误将 １３—１４ 世纪协助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汉人斥为汉奸。简而
言之，以前对该时期的文化中心论开始被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所取代，导致
了对这一时代完全不同的评价，尤其是对它的社会史。元代社会史的现代研
究因此充满压力和矛盾。在复杂的局面下，很多中国的元史研究不仅陷入完
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
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
任何错误不负责任。说教，还必须在中国社会史与游牧草原社会两种不同的
说法中进行调和，亦要结合因考古发现和发掘传统史料而产生的大量新学术
资料。社会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经常评估和尽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义的旧
资料和新资料。
１９ 世纪后半叶和 ２０ 世纪初，俄国和日本最重视对蒙古的研究，二者都
对蒙古及其相邻地区有扩张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和德国以及更
新的英国和美国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语言学方面。他们亦将汉学的研究
题目集中在用汉文资料来研究蒙古文献上。典型的例子是在本书的“元史的
传统史料介绍”中附上了有关《蒙古秘史》的讨论。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
与元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还是主要依靠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尽管我
们的学术领域在尽力加宽，开拓性的蒙古学家和汉学家的基本技巧还是必须
掌握的。下面是一个基本的介绍。
蒙古研究当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并不是中国
学者，但是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蒙古史与中国史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将蒙古研
究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学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傅礼初在他的文章《全史：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①中反复强调应该有一部
包括全亚洲的“全史”。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礼初将在《剑桥中国史》
本卷和其他卷的章节中应用这一观点。编撰一部中国、蒙古和其他东亚与内
亚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