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

③叶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农的孤儿，靠贩运煤油起家；1899年死后留下遗产达八百万两。④顾馨一出身于穷学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粮食生意，靠汽轮运货而发财。①钱庄在上海也非常兴盛，它们是中国人与外国银行之间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购买洋货的信贷，同时又把货物转卖给国内的销售商。上海在1883年有钱庄五十八家，1903年为八十二家，1908年则达一百一十五家。②有几个家族在银行界占支配地位，他们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设有分号，例如宁波的方、李、叶三家，苏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严家与万家。③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业。例如在1872年，陈启沅用本国资本在广州效区开办了第一家用蒸汽为动力的民营丝织厂。④在1895年前，跻身于工业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断增加。他们许多人是以外商名义登记的企业的主要股东和经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隶，他们也积极参与官办企业。例如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茶商（见第八章）。但是，在1885年以后，他们也象南方各省的同业那样集中力量于政府所忽视的私营工业部门，如丝织、粮食加工、火柴、纸张、玻璃制造以及机械的制造和维修。它们多数是小企业，机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办下较能使用新技术的大工场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资联营的工场中的新型手工业工场相比，往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⑤新旧活动方式的结合带来了高额利润。粤商叶亮卿1888年在营口以一万八千两资本创办银号，到1906年就积累了二百多万两，几乎垄断了向广州输出的大豆制品；他还经营了几家当地的钱庄、豆饼制造厂、烟草厂、木材场和不动产公司，并大量投资于银行和铁路。①
这批从事新行业的商人和金融家，当然不象买办那样偏离正统。他们远不象买办那样愿意追随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还继续捐纳官爵，而且鼓励子孙攻读儒家经典以应科举。例如宁波和苏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员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进，有些人则经商。但是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思想的迹象。在历来由富商资助的慈善事业中，也有人开办传授西洋课程的学堂和采用西药的医院。②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张之洞在两湖书院开设外语和商业课。③
在1870到1895年又出现了一批人，他们的社会风格与传统的准则相去尚不甚远。这些人就是现代公司的股东。徐州的盐商可能认为他们在1882年对利国驿煤矿的贡献是官方派捐；④但是十九世纪外商所办的企业的资本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国人，这里除了买办和富商以外，还包括相当多的小股东，他们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职员。⑤官办企业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资。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与洋务有关的各种人物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他们分成：技术人员与专家、买办、独立的工商业家。这也反映在当时使用的称谓中。第一种人叫“绅”或“官”，第二种人叫“买办”，第三种人叫“商”。但是这几种人确能通力合作搞官办企业，尤其在私人企业中，买办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伙经营。这几类人之间也常有人员的流动。买办由商人产生，他们脱离外国雇主以后，又可能成为独立的工商业家。象唐廷枢和郑观应那样的买办，象朱其昂那样的商人，后来都当了官方专家，而象杨宗濂那样的官方专家，后来则当了工商业家。
这些新的社会集团加在一起也仅仅构成特权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特权阶级能够容纳那些新集团作为新成员，同时也给那些古老的绅士家族一个机会，使其在自己独占的都市天地内重振昔日的荣华。这些新集团的力量还弱，不足以单枪匹马地左右上层，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响，他们还不得不依附于一名与洋务有关的省级实力派官员（如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门下。他们可能提出建议，但是领导权依旧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养都更正统、更符合传统的人们的手中。不过，当时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动是这样一件事实：他们常常让自己的子弟学商，而不是强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门媚。①
新的知识界和实业界
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动和作用都有所改变，上层社会所包括的范围自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个西化的知识界正在产生。它麇集在几个通商口岸，比起旧式文人来他们与农民的接触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韬（1828—1897年），他的个人命运深受国家动荡、文人日益贫困、太平军失败、洋人和传教士广泛地出入于中国的影响，也同样深受他自己的学术经历的影响，他因而成了一个完全以写作为生的报人。①另外一些人名气虽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趋地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学生团中的邝其照，他于1886年创办了广州的第一家报纸。
有些受过更正统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例如梁启超和他的友人麦孟华、汪康年即是。他们在中日战争之后放弃了传统的职业而致力于宣传新思想。一些较早受过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严复，他是福州船政学掌的第一期毕业生，后来发现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译注西方哲学。国内新式学堂的教师和毕业生到国外留学者日渐增多，尤其是在1905年废除科举使仕途阻塞之后更是如此。许多传统的文人都进师范学校再学习，而且不少人出国留学。②大城市也开始有象律师和医生这样的自由职业者。然而，许多新知识分子还不得不靠为数不多的薪金过活，既无名望又无权势。
新知识界包括的社会类型，是旧中国以前所没有的，最突出的是职业政治活动家和革命家。孙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过，他年青时的国外经历使他对中国社会不甚了了；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只是通过另一代文人，而这些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去反对传统。除了唐才常、邹容和黄兴这些英雄人物以外，还有许多也曾留学国外的人，他们从事鼓动工作和散发秘密传单，过着危险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决裂。③与旧式文人学士不同，他们决心摒弃传统，而不是去维护它。
1895年之后，许多中上层文人虽未完全放弃追求学问，但也开始参与现代经济活动。他们不仅进行投资，而且也开办和经营各种企业。借助于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工商业变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视的行业。陈璧、沈云沛、陆润庠和张謇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又都办工厂。①曾任皇帝师傅的孙家鼐和翁同龢，分别安排一子②和一侄孙③经商。大多数早期经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洋务专家，都凭仗自己的才能（如盛宣怀和严信厚），利用政府的购货、官僚的庇护以及国家的资金来自办企业。④正在服官的人也愿意携带子弟和亲友走这条道路。袁世凯的幕僚周学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在内地最富饶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县城的某个体致官吏也许就会开办一家砖瓦厂。1912年江苏省拥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的工厂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总公司设在上海以外。⑤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开始联合起来开办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在商人中，买办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开始动摇。这时洋员也进一步熟悉了中国的习惯，洋行亦越来越想绕过买办直接同对方打交道，从而排除了对买办的需要。随着中西贸易的倍蓰增加，中国雇员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渐降低。他们丧失了权力的基础，变成了单纯的执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继起效法。越来越多的买办都在利用从洋行所得的利润开办独立的中国企业。相反，那些独立的商人或“民族资本家”，却经常向外国人借贷，或把工厂卖给外国人。私人企业或资本同官办企业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许多官办企业经营的资本中较大的一部分是私商投资的。而且一位官员投资于官办企业，能说这与投资于私人企业不同而认为他不是资本家吗（见第八章）？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于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政府贷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象私人企业了，因为私人企业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资产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势力的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大，而不是经营的性质。毫无疑问，官僚们与新的经济活动更有力的结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
在二十世纪之初，从传统的上流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无以名之，但是当时文献提到的“绅商”几乎都是指它。绅商既可指官员和文士，也可指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并列范畴，同时又不同于“民”和“官”。不过这种称呼越来越罕见了。一般说来，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集团，那就是泛指参与商业的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他们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