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风云人物正解

马超虽然武艺高强，身为五虎大将之一，但他有勇无谋，不能独当一面，只能充当魏延的助手。魏延果然不负重托，成功地保守了汉中。
刘备死后，孔明实际主持国事，魏延的命运立刻发生了变化。他由汉中太守被调往南方边远地区抵挡孟马岱像获。孔明在魏延来降之时就认定他是“不忠”、“不义”之人，这种成见至死未变。孔明对魏延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对魏延提出的建议不屑一顾。如魏延提出兵出子午谷，而孔明则不相信魏延还能提出一个比自己高明的作战方案，不认为由魏延提出的方案还能是可行的。孔明对魏延的第二种态度是平时对他另眼相看，作战中常把他安排在次要位置或需要诈败的场合，如安排守街亭时他让魏延去城后屯扎；火烧藤甲兵时，对魏延下令“限半个月内须要连输十五阵，弃七个寨栅。若输十四阵，也休来见我”(第九十回)。魏延自然是老大不高兴，怏怏而去，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孔明定计击杀张郃时，又是魏延出面与张郃交战，他败退几十里，最后弃尽衣甲和头盔、马匹引败兵往指定地点而逃，引诱张郃上钩。孔明火烧司马父子时，还是让魏延出面诱敌，命令他“不可取胜，只可诈败”(第一百三回)。魏延自然依令而行。当然，战场上需要诈败，指挥员派哪一个将领都是应该的，但孔明碰到这些场合，总是派魏延出面。联系对魏延的一贯态度，他这种安排的意图就是很清楚的了。曾经在老年赵云提出愿随军伐魏时，孔明顾虑说： “今将军年纪已高，倘稍有参差，动摇一世英名，减却蜀中锐气。”(第九十一回)孔明的这种考虑无疑是对的，赵云应该保持常胜英名，但孔明对魏延却不屑于做这种考虑。
上篇:《风云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 第三部分》
计斩魏延
魏延对孔明的领导是有意见的，倔强的性格使他常常以好发牢骚、消极对抗的形式发泄对孔明的不满，而这又加深了孔明对他的内心嫉恨。魏延唆使陈式违犯军纪后，孔明处斩了陈式，没有对魏延追究责任，但他背过魏延对身边的人说： “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因怜其勇而用之——久后必生患害。”(第一百回)正因为孔明对魏延抱着“怜其勇而用之”的态度，所以他有时听见魏延发牢骚之言，也装作不知。一次，魏兵用大批仿制的木牛流马搬运粮草，孔明设计抢夺，安排魏延为接应部队，让廖化等率兵切断司马懿归路。这次战斗中，廖化追赶司马懿，获其金盔，被录为头功。魏延为自己被安排不当而心中不悦，口出怨言，孔明装作没有听到。这表明孔明已对魏延暗含杀机，他们的关系已到了不能言明的地步。但魏延对自己处境的危险性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把自己与孔明的矛盾仅仅看做是一般的意见分歧，因而对自己的言行未能稍有收敛。他随孔明南征北战几十年，最终被孔明杀害。
看来，魏延是刘备集团内部争议很大的人物，他深得刘备的器重，又深为孔明所嫉恨。刘备看到的，是一个有主见、有谋略、勇猛好胜的忠诚将领。而孔明看到的，是一个爱出风头、爱发牢骚、具有反叛精神的危险分子。应该看到，孔明的看法代表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和人才观念。例如，魏延在长沙时，韩玄就“怪其傲慢少礼，不肯重用”(第五十三回)。吴主孙权亦曾当着孔明使者费祎的面评价魏延说： “此人勇有余，而心不正，若一朝无孔明，彼必为祸。”(第一百二回)孔明死后，魏延与杨仪在前线武力相争，两人同时向后主表奏对方的反情，朝廷一时真假难辨，但蒋琬、董允等高级官员却一致认定魏延反叛。看来，不管魏延自己如何，社会对他没有多少好的评价，因为他的人格与民族意识相忤逆，为社会所难容。
上篇:《风云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 第三部分》
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1)
无视本分亡于“超前意识”——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魏延人格的悲剧所在。魏延武艺高强、作战勇猛又富有谋略，他是三国时期难得的人才。一员大将未死于敌人的刀枪下，却屈死于已故上司的残害，实在是一种悲剧。魏延的悲剧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他的民族。
这个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祖先曾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中制定了尽善尽美的规章法典，每一层人都有与自己的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这样的社会风平浪静，一派和谐，未来的千秋子孙要想保持这种美好和谐的秩序，只要去在已严密成型的规范系统中找寻适于自己身份的部分，努力循规蹈矩就足够了。那些想凭自己的思考去行动的人，必然是对规范系统的挑战，是对他人身份利益的侵害，因而是对和谐秩序的破坏。这是极端的大逆不道，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在这个民族里，人们少想问题、少思考、安守本分，就能保证过上太平、舒服的日子，那些爱提意见、喜欢吵吵嚷嚷的人，实在是人心难测!
社会存在不同的集团，但人们要参加哪一集团，应该只作一次性选择，否则，今天属这家，明天投那家，这岂不反复无常吗?“忠臣不事二主”，由此推来，事二主的不是忠臣。比如魏延，昨天从蔡瑁手下投了韩玄，今天杀了韩玄来投刘备，敢保你明天不杀了我孔明去投曹操?本来，人们应该办事稳妥，“事需三思而后行”，但魏延办事无所顾忌，他雷厉风行，想到做到，这种风格实在有悖民族精神，包含有危险的因素。一个勇猛的武将，不能有独立人格，不能雷厉风行，否则，他就是没准的“定时炸弹”，将其迅速排除，是领导人保证自身安全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保险、稳妥是干事业和做人的首要准则，也是衡量人才是否可用的首位准则。
社会集团内部分为为君的人和为臣的人，他们之间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其关系的核心是“君为臣纲”，为君的可以对为臣的随心所欲，掌握其生杀予夺之权；而为臣的人在领导的意志面前，不能存有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他应该按照领导人的所想去行动，甚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种君臣关系的规范保证了双方关系的永恒和谐，避免了双方有可能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和是非纠纷，解决了社会关系的一大难题，足显民族意识的独到之处。根据这一独到的意识观念，孔明可以嘲笑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说： “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可以对身边的人没有根据地散布魏延“久后必反”、“素有反相”等坏话，甚至可以当着魏延的面说他“脑后有反骨”，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尽管这样，但孔明的言辞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因为这是领导应该享有的权力。魏延是为臣的人，他本应该尊重领导人的上述权力，平时就在孔明面前抱恭敬卑谦之心，示俯首听令之意。但他对孔明的指挥不是怏怏不乐，就是满腹狐疑，似乎自己比领导人还要高明。他越出为臣的本分，对上司提意见、消极对抗，这不是一种反叛情绪么?炎黄子孙的血管中不能有一滴反叛的热血!维护祖宗血脉的纯洁性是每一位民族志士的责任。
上篇:《风云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 第三部分》
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2)
魏延在前线听知孔明已死、大军将由杨仪率领撤退回国的安排后，对尚书费祎说： “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我自率大军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第一百四回)他认为应当由杨仪扶孔明灵柩回川安葬，大军由他率领继续伐魏。魏延竟想把丞相和国家分开看待，似乎丞相死了，国家的事业还要继续发展。他毛遂自荐，情愿自掌兵权，大概想改弦更张，大显身手，完成领导人的未竟事业。他的观念非但没有古老的民族精神为基础，反倒与这种精神相抵触。两种观念的碰撞，胜利的一方必然要求对方付出人身代价，以此向社会和历史昭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
孔明要公开杀掉魏延，魏延应该伸首就刃才皆大欢喜。魏延即使不是一个俯首就命的人，那也无碍于事。尽管魏延智勇兼备，以一个死孔明对付一个活魏延还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孔明是领导人，在他们生存的这片古老的山河上，身后影响深远。
第一，是非判定的权威性。比如，当魏延从前线表奏杨仪造反时，朝中吴太后就断言： “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杨仪等造反，未可轻信。”领导人的是非观念已造成了众人的思维定势，孔明常向众人说魏延的坏话，到危急关头，谁还能相信魏延呢?
第二，“临终嘱咐”的神圣性。杨仪在向后主的奏表中写道： “丞相临终，将大事委于臣，依照旧制，不敢变更”，“今魏延不尊丞相遗语，……”杨仪的表奏在朝廷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因为他声明自己是在谨守丞相的“临终嘱咐”去行事。同时，马岱已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假装支持魏延，潜伏于其身旁，准备等待时机，斩杀魏延。在与杨仪的较量中，魏延在客观形势上已处于明显的下风。
第三，指定接班人的正统性。杨仪表奏一到，蒋琬就认为，杨仪“为丞相办事多时，今丞相临终，委以大事，绝非背反之人”。董允亦认为，杨仪“为丞相所任用，必不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