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无为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境界，不限于在人际关系人际纠纷问题上。但我们可以从这个领域说起。
  在人际关系上有时我们也会碰到相当令人困惑令人烦恼的麻烦。比如有人嫉妒你的成绩，比如误解你的为人，比如恶人的敌意，比如无知的与幼稚的起哄，还有在我们国家相当发达的流言飞语等等。
  愈是有不错的记录就愈容易被很多人寄予希望，而期望值愈高也就愈容易达不到要求而令某些人失望。愈是记录好也就愈容易被人众注视追踪，被求全责备，容易被发现缺失。愈是有影响还愈容易被雄心勃勃的正在破土而出的后辈视为赶超和破除迷信的对象，视为跳高时必须逾越的标杆，视为对手，视为开始新篇章时必须破除的障碍。所有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不足为奇，不足为病，更不要一碰到这种事就悲壮起来，不要动辄以鲁迅自命，自以为如何地不被理解，如何地需要横站，如何地至死对某些人也不能原谅。这样的悲壮不但不利于身心健康，也不利于客观地公正地对待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弄不好还有点像闹剧。
  这里更重要的是，愈是―――自以为是或被认为是成功者就愈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容易或比较地容易自以为是，自以为洁，比较容易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一件事弄得清明一点竟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什么事都能弄明白；一件事做成了竟误以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做成，自我封闭地论证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便误以为自己已经独得真理之秘而赋有解迷释惑的伟大使命，关起门来激动了一家伙，便自以为已经崇高伟大了个不亦乐乎。人这一辈子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两条，一曰以己贬人，二曰以己度人。第一条就是过高估计了自己，而过低估计了旁人。第二条以为自己的好恶就必然是别人的好恶，自己的标准就是别人的标准。现在主要谈第一个问题，即以己贬人。
  包括许多伟人，他们很少有因为过低估计了自己而该胜利没有胜利的，很少有畏缩不前谦让过度的，而多半是习惯了叱咤风云扭转乾坤，却在一些需要谨慎细致地处理，需要循序渐进的事宜上把事情做砸。就是说，叱咤风云易，循序渐进难；开场红火易，结尾周全难，看人毛病易，看己毛病难；有知人之明已属不易，有自知之明则更是难上加难。胳臂肘总是往里拐，自己总是心疼自己，许多情况下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哪怕是被嫉妒被中伤，但毛病有相当程度是出在自己身上，可惜的是少有人能反求诸己也。
  “饥饿效应”与“陌生化代价”
  在人际关系问题上不要太浪漫主义。人是很有趣的，往往在接触一个人时首先看到的都是他或她的优点，这一点颇像是在餐馆里用餐的经验，开始吃头盘或名冷碟的时候，印象很好，吃头两个主菜时，也是赞不绝口，愈吃愈趋于冷静，吃完了这顿筵席，缺点就都找出来了，于是转喜为怨，转赞美为责备挑剔，转首肯为摇头。这是因为，第一，开始吃的时候你正处于饥饿状态，而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第二，你初到一个餐馆，开始举箸时有新鲜感，新盖的茅房三天香，这也可以叫做“陌生化效应”吧。
  和人的关系也是有这种饥饿效应或陌生化效应的。一个新朋友，彼此有意无意地都要表现出自己的最好方面而克制自己的不良方面，后者例如粗鲁、例如急躁、例如斤斤计较……而一个新朋友就像一个新景点一个新餐馆，乃至一件新衣服一个新政权一样，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某种新鲜的体验新鲜的气息，都会满足人们的一种对于新事物新变化的饥渴。结交久了，往往就是好的与不好的方面都显现出来了―――当新鲜感逐渐淡漠下来以后，人们将必须面对现实，面对新事物也会褪色也会变旧的事实，面对求新逐变需要付出的种种代价。
  坚持浪漫主义的人际关系准则，在小说或者诗歌里可能是很感人的至少是很有趣的，比如发现某人庸俗时立即与之割席绝交，初见一个人听完一席话便立即拔刀相助或叩头行礼……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极端化与绝对化的做法就给人一种不明事理、化解不开的感觉，这也正如鲁迅所说，你演戏的时候可以是关云长或林黛玉，从台上下来以后，你必须卸掉妆变回来成为常人，否则就是矫情欺世了，如果不是精神病的话。
  了解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再碰到对于新相识某某某先是印象奇佳，后来不过如此，再往后原来如此，我们对这样一个过程也许应该增加一些承受力。
  与其对旁人要求太高，寄予太大的希望，不如这样要求自己与希望自己。与其动辄对旁人失望不如自责。都是凡人，不必抬得过高，也不必发现什么问题就伤心过度。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七）
七、最好的人际关系是“忘却”
  归根结蒂，叫做与人为善。是的，我们也会碰到无事生非的人，制造谣言的人，嫉贤妒能的人，偏听偏信的人，以及各种以权谋私、以势压人、阴谋诡计、欺骗虚伪等。也许你确实是与人为善，但是你的善未必能换回来善，需知任何创造性都是―――客观上是―――对于平庸的挑战；任何机敏和智慧都在反衬着愚蠢和蛮横；任何好心好意都在客观上揭露着为难着心怀叵测；而任何大公无私都好像是故意出小肚鸡肠的人的洋相。你做得越好，就会有人越发痛恨你。这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人们在碰到不尽如人意的人和事以后常常会感叹世情的险恶，人心的险恶。然而，应该如何对付这种险恶呢？
  一种是以痛恨对恶。以为自己与自己的小圈子乃清白的天使，以为周围的一切人是魔鬼和恶棍，于是整天咬牙切齿，苦大仇深，气迷心窍，不可终日。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第一是神经病，第二是以恶对恶，本身就已经恶了，本身就已经与他或她心目中的魔鬼恶棍无大异了、趋同了。
  二是以疑对恶。嘀嘀咕咕，遮遮掩掩，患得患失，犹豫不决，生怕吃亏上当，总觉得四面楚歌。结果可能你少吃了两次亏，但更失掉了许多朋友和机会，失掉了大度和信心，失掉了本来有所作为的可能。这是没有出息。
  三是以大言对恶。以煽情对恶，以悲情“秀”对恶：言必称险恶，言必骂世人皆恶我独善，世人皆浊我独清；言必横扫千军如卷席；言必爆破多少吨的TNT。目前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批判。这个提法对于生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尤为正确，特别因为他们的环境里成为主流的可能是自满自足，是物质享受，是相对或暂时的平稳，是“历史的终结”乃至是霸权主义。中国的情况需要批判的东西当然也绝对不少，从鸦片战争至今我们已经用从长矛到坦克“批判”―――即马克思所讲的武器的批判批判了160年；从辛亥革命到如今我们已经用武器批判和以批判作武器革了90余年的命；从“五四”至今，从党的成立至今，我们批判了80余年；从1949年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又“破”字当头，大批判开路，横扫一切，深挖细找，金猴奋起千钧棒，尔曹身与名俱灭，绝不心慈手软地批斗、斗批（改）地超额大轰大嗡地批判了30年，失去了不知多少机遇。今天，当然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许多危险许多不义，当然还需要批判批判再批判，斗争斗争再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仍将珍惜自己的善于斗争勇于斗争勤于斗争的传统，我们也知道面前还有许多邪恶许多斗争的靶子，但是如果以为廉价地表面地骂一骂娘就是承担起了知识分子的使命，那不就太对不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了，也太对不起自己念的那点书了吗？在百废待兴的情势下，如果说我们更需要至少是也需要建设性的努力，需要理性的思考，需要积累和继承一切正面的东西，需要填补大量现代文化的空白，需要把批判与继承、弘扬、保护和建设等肯定性的命题结合起来，难道不是更正确一点吗？而且，建设性的工作从另一面来说也是一种批判，是对于教条主义和僵化不前，对于脱离实际和大言不惭，对于各种乌托邦主义，对于封建主义与空想的全盘西化；也是对于利欲熏心的腐败与社会蛀虫的犯罪的批判，更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扎实准备。富强、民主、文明不可能建筑在一连串不停歇的痛骂痛斥上，而是建立在应有的物质与精神的积累与长进上。
  四是以消极对恶。一辈子唠唠叨叨，神神经经，黏黏糊糊，诉不完的苦，生不完的气，发不完的牢骚，埋怨不完的“客观”，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了，他或她已经是一事无成地定局了，还在那里怨天尤人呢。呜呼！
  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到，保持干净更保持稳定，保持操守更保持好心情，保持正义感更保持理性，保持有所不为有所不信更保持与人为善呢？许多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好的，至少是正常的。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他们对待你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他们的态度。至于说到他们的毛病，不见得一定比你多，即使是常常不比你少。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努力做到使自己变成一个和善的因素，安定的因素，团结的因素，文明的因素而不是相反。我们可以努力做到心平气和，冷静理智，谦恭有礼，助人为乐。而不是相反，急火攻心，暴躁偏执，盛气凌人，四面树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