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庸俗在那里等着你呢。
  对于这样的庸俗之怨庸俗之叹我一无办法。我在年轻时最怕的也是庸俗。写作的一个目的也是对抗庸俗。我甚至认为，许多知识分子之选择革命不是如工农那样由于饥饿和压迫，而是由于拒绝庸俗―――随波逐流、自满自足、害怕变革、害怕牺牲等。后来，积半个多世纪之经验，我明白了，庸俗很难说是一种职业，一种客观环境，一种政治的特殊产物。商人是庸俗的吗？和平生活是庸俗的吗？英雄主义的政治与大众化的政治，究竟哪个更庸俗呢？小学刚毕业的人批判爱因斯坦，如“文革”中发生过的，其实令人不觉得庸俗呢。莫非庸俗需要疯狂来治疗？而一个人文博士，刚出炉的PH.D，摆出救世的架势，或是摆出只要实惠可以向任何金钱或权力投靠的架势，究竟哪个是庸俗呢？真是天知道啊，诗是最不庸俗的吗？有各种假冒伪劣的诗，还有俗不可耐的诗人―――我曾刻薄地开玩笑说这种诗人把最好的东西写到诗里了，给自己剩下的只有低俗和丑恶了。革命阵营中也有庸俗，除非革命永不胜利，革命永不普及，革命成为格瓦拉式的小股冒险。画家、明星、外交官、飞行员、水兵和船长这些浪漫的工作中都有庸俗者。正如行行出状元一样，行行也出庸俗。想来想去倒是恐怖分子绝对地不会庸俗。而另一方面滥用庸俗这个说法，孤芳自赏，如王小波说的只会瞎浪漫，则只能败坏正常与正当的人生。
  庸俗不庸俗主要还是一个境界问题，一个文化素养、趣味问题。与其哀哀地酸酸地悲叹或咒骂旁人的庸俗不如自己多读书、多学习，提高自己的品味，扩大自己的眼界同时理直气壮地在正常情势下过正常的生活。现如今流行一句话，叫做“大雅若俗，大洋若土”。真正的雅并不拒绝至少不对大众/一般/快餐/时尚/传媒/蓝领那样痛心疾首。真正的雅或洋并不会致力于表示自己的与俗鲜谐，特立独行，天高云淡。只有旧俄作家笔下的乡村地主，才会留下十余年前在彼得堡听戏的戏票，时不时地向人炫耀自己的不俗。
  俗人并不可怕，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俗来剪裁一切排斥一切高尚高雅，或者使世俗向低俗再向恶俗方面发展。还有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自己已经俗得可以了偏偏以高雅自居，张口闭口都是旁人的庸俗。例如喜爱吃喝，绝非大恶，毋宁说那也是人生乐趣的一部分。因贪吃贪杯而挥霍、而钻营、而丧失尊严、而丑态毕露那就是低俗了，而进一步用大吃大喝为手段结交坏人，共谋犯罪，巧取豪夺，违法乱纪，那就不仅是恶俗而是罪恶了。而如果是自己吃完了立刻抨击吃喝呢？
  至少，也还可以提出一个比较易行的建议：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吧，不论你的工作你的专业是治国平天下还是宇宙地球，是争夺冠军还是清理厕所，是花样无穷还是数十年如一日，你总可以读点名著，看点名画，听听音乐戏曲，赏赏名山大川，用人类的文化，祖国的文化点缀丰富一下自己的局促的生活吧，用艺术的与自然的美丽来补充一下抚慰一下自己的平凡的日子与难免有时感到寂寞的灵魂吧，这比孤芳自赏自恋自迷强得多啦。
  从容理性的风度与“寂寞”
  在任何处境下都要保持一点风度。风度对于人也是重要的，风度是全部内涵的外化，风度不是做出来的。好学深思，博大宽宏，心平气和，谦虚自信而又目光远大的人永远容易成功，容易像样子，容易做得漂亮，叫做从容理性，沉稳有定，自己舒服旁人看着也舒服。而吹嘘哄闹，不学无术，装腔作势，忽冷忽热的人必然失败，必然易于失态，必然常常出丑，自己老是别别扭扭，贼眉鼠眼，别人看着也替他难受。
  顺境逆境云云，其实是相对的，还要三思，还要沉着应对，还要绝不急功近利，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你的处境太好了，受到江青器重了，绝非好事，谈不上顺境。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要甘于寂寞才好。有的人什么事都往前冲，什么事都生怕别人忘记了自己，这也是不明白。寂寞与专心分不开，专心则是取得真才实学的前提，真才实学又是在各种处境中取得主动权的基础。其心清清，其念纯纯，其风翩翩，其神奕奕。真正的成果，真正的好事还在后头呢。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十九）
   
  十九、“境遇常变论”
  境遇是时时在变化的，有时这种变化旁人看不出来。远远一看，此人一切照旧，但他或她自己明白，是在走上坡路、下坡路，还是确实如常。同样受到喝彩，自己心里明白，是真心喝彩还是礼貌性的虚与委蛇，或者是有某种目的的交换。同样赚了金钱，自己当然也会明白，是合理合法的收入还是不择手段的强弩，是可持续的发展还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同样的高级职称，自己也会有数，是学贯中西，游刃有余还是勉强支应，捉襟见肘。
  境遇的变化特别是突然变坏常常会使人焦虑不安，不服气，一口气咽不下去，怨天尤人，气急败坏，或者患得患失，轻举妄动，自取其辱，自取其恼。
  其实这种变迁十分正常，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一切变迁都是要付出有代价的，一帆风顺几近于活见鬼。当然，运气有别，遭遇难测，但从总体来说并无特别需要大惊小怪的地方。事物的变化是相连续的，逆境是顺境的准备，顺境是逆境的铺垫，顺境中可能埋伏着逆境的因素，逆境中可能积累着顺境的因素。处境云云有时又会突然变化突然中断了连续性，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也。河东河西虽然有别，人还是那一个，情理还是那一个，一个人应该不至于轻飘到那一步，当真以为在河东成了神，到河西成了鬼。
  我在最近一首吟咏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湖的旧体诗中，有句云：“或有波澜合朔望，应无血气逐沉浮。”我是在说一种心情一种状态：心情是有波澜的，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但它合乎的是自然的变化，不是对于一般沉浮，一般小打小闹小得小失的追求计较。我写这两句诗的时候已经67岁了，已经过了逐沉浮的年纪。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目标，允许波澜，不要追逐。至少个中有一个原因，顺境逆境云云，不过是比较庸俗比较小儿科的说法，本无定法定则定论。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所谓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都不是一眼看得清的。青云直上当中蕴藏着碰壁连连的危险，生聚教训之中，准备着未来成功。几十次上百次实验的失败通向着光辉的顶点，吹吹打打的红火当中流露着无可奈何的空虚。一时的顺利未必可喜，一时的挫折未必可悲，顺逆云云，不在于得势与否得利与否，而在于是否符合大道，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否符合光明与智慧的选择标准。关键在于自身能不能稳住阵脚，自身能不能学习提高，自身能不能确有所长，自身能不能居于不败之地。
  激情的抑制与理性的选择
  我们常常倾向于过高估计了激情的作用。从我国的戏曲中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富于戏剧化激情的民族，动不动是紧锣密鼓、大吹大擂、大忠大奸、气急败坏；动不动是挥刀斩去、一头撞死、当场拿下或立马下跪。也可能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人民压抑太多，需要在舞台上大轰大嗡一番。近百年中国的剧烈变动与天翻地覆的革命更是充满了激情。也许可以说，没有激情就没有革命。这样的激情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正义的与伟大的。但是仅仅靠激情却无法解决经济与社会建设的诸多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岁月，叫做“火红的年代”。火红则火红矣，激情冲破天则冲破天矣，三年超英五年超美的雄心壮志却没有能实现，跃进了半天，最后是遍及全国的大饥荒。
  到了“文革”当中，感情激情更是提到了压倒一切的程度。林彪说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感情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提倡蒙昧主义与信仰主义，取消科学的思辨与实践的检验，用愚忠愚孝取代对于客观规律的总结与认识。那时候的口号很多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一切为了毛主席，例如誓死捍卫中央文革，例如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更要执行。这些荒谬的东西作为理论的命题与政治的口号都是不可理喻的、破绽百出的、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只能用什么感情云云毫不讲理地硬灌下去。
  如此这般，煽情成为我们的不仅是文学艺术而且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我们的有些会议也是这样的，一个主张应者寥寥，或是众说纷纭，忽拉一下子提出了不少不同见解，于是负责人便大光其火，一发脾气，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了。这叫人看着有点老孩子气，给人一种始终长不大的感觉。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我们的政治政策术语有时候相当感情化、文学化、比喻化，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风细雨”，这些更像一个抒情口号或一个修辞方式而不像一条政治路线。而我们的文艺研究却充满着政治术语，如倾向、矛头、影射、用心等，这是一个很有特点也很有趣的文化现象、语言错位现象。
  现在弄得我们的文坛与学术论坛也动辄动感情，以澎湃的却常常是简单化的自我化的一厢情愿的抒情代替逻辑的推理与实践经验的分析，动辄作极致语悲情语牛皮语念念有词状，动辄作悲壮状孤独状勇敢状伟大状，却少有什么扎扎实实的建树，我们吃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煽情家的亏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