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

因为没有合法的会众的权力为根据，聚会的一群人所作出的任何行为都是当时在场、并协助其实现的每一个人的个别行为，而不象一个整体所作的行为那样是他们全体的行为；对于不在场、或在场而不愿作出这种行为的人说来，就更不能算是他们的行为了。根据这种意义，我便对教会提出一个这样的定义，说它是：“明证基督教信仰并结合在一个主权者的人格之中的一群人，他们应当在主权者的命令下聚会，没有主权者的权力为根据就不应当聚会。”由于在所有的国家中，不得到世俗主权者承认的聚会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教会在任何禁止其聚会的国家中，便是不合法的聚会。
    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教会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服从的，因为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权力当局是所有其他国家都要服从的。在各自分立的国王和国家的领域之中都有基督徒存在，但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服从自己的祖国，因之便不能服从任何另一个人的命令。这样说来，能够发布命令、审判案件、宣告无罪、判定罪行或作出任何其他行为的教会便形成一个由基督徒组成的世俗国家了，它之所以被称为世俗国家，是因为组成者是人，它之所以被称为教会，是因为其臣民是基督徒。世界上有世俗政府和性灵政府只不过是为了使人眼花缭乱，认不清品合法主权者而搞出来的两个名词而已。诚然，信徒的躯体在复活后非但是属灵的，而且也是永远不朽的，但在今生之内却是凡俗和可腐朽的肉体。因此，在今世之中，除了世俗政府之外，既没有国家的、也没有宗教的政府；也没有国家兼教会的统治者所禁止传布的任何说法能对任何人民是合法的。这统治者只能有一个，否则在一国之内，教会与国家之间、性灵方面与世俗方面之间、以及法律之剑与信仰之盾之间就必然会随之出现党争和内战；比这更糟的是，在每一个基督徒心中都必然会随之出现基督徒与普通人之间的冲突。教会的博士（圣师）
    被称为子民的牧者，世俗主权者也有这种称号。如果牧者不是一个服从另一个，使得牧者之长只有一人的话，就会有互相冲突的说法向人们传布，其中双方都可能是错误的，有一方错误则是必然的。这唯一的牧者之长根据自然法说来是谁，前面已经说明过了，那就是世俗主权者；至于《圣经》中把这职位赋给什么人了，我们将在往后的几章中看到。   
    第四十章 亚伯拉罕、摩西、大祭司和犹太诸王的上帝国的权利  
      信者之父和第一个依约进入上帝国的是亚伯拉罕，因为最初订立的信约就是和他订立的。在这约中，他使自己和自己的后裔都承担义务，承认并服从上帝的命令；其中不但包括可以通过自然之道认识的（如道德法规），而且也包括上帝以特殊方式在梦和异象中传示给他的。因为在道德法规方面，他们已经承担着义务，无需通过迦南福地的应许来立约。他们和所有其他的人根据这种义务都自然而然地必须服从全能的主，任何契约都无法予以增饰或加强。所以亚伯拉罕和上帝立的约便是这样：把梦和异象中在上帝的名义下命令他的一切当成上帝的命令，并传达给他的家族，让他们遵守。
    在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种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帝子民的治理上存在着三个关系重大的要点：第一，立约时上帝只和亚伯拉罕说话，因之便没有和他的任何家人以及后裔立约；要不然便是他们的意志（所有信约必不可缺的要素）已经在立约之前包括在亚伯拉罕本人的意志之中；因而，亚伯拉罕事先便自应具有合法的权力使他们履行自己为他们立约规定的一切。根据这一点，上帝便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见《创世记》第xviii章，第18、19两节）。从这里就可以作出第一个结论说：上帝未曾直接降谕的人，就应当从他们的主权者那里接受上帝正式的命令，正象亚伯拉罕的家人与后裔从自己的父亲，主、和世俗主权者——亚伯拉罕那里接受命令一样。因此，在每一个国家中，凡属没有得到相反的超自然启示的人，便应当在外表行为和明证宗教信仰方面服从自己主权者的法律；至于人们内在的思想和信仰则不是人间的统治者所能知道的（因为唯有上帝能知道人的心灵），而且既不能随意支配，也不是法律所造成的结果，而是未表露的意志与上帝的权力所造成的结果，因之便不属于义务的范围。
    根据这一点便可以得出另一个论点说：亚伯拉罕的臣民如果有任何人自称得到上帝的亲身启示、异象、神感或任何其他神启，让他赞成任何亚伯拉罕所禁止的说法时，或是有臣民听从或拥护任何这种僭越假冒者时，他予以惩处就不是不合法的。因此，目前主权者便也可以依法惩处任何以传神感来反对法律的人，因为他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亚伯拉罕在自己家庭里的地位相同。
    根据同一理由还可以得出第三个论点说：正象亚伯拉罕的家庭中唯有他一个人能知道什么是上帝的道，什么不是上帝的道一样，在基督教体系的国家中便唯有主权者能知道这一点。由于上帝只对亚伯拉罕说话，所以唯有他才能知道上帝说的是什么，并把它对家里人解释；所以在国家之中具有亚伯拉罕那种地位的人便是上帝所说的话的唯一解释者。
    同样的约曾和以撒重订，后来又和雅各重订；但往后就中断了，直到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中被救出来到达西乃山下时，才由摩西重订（在前面第三十五章中已经提到）；其方式使他们从那时起成为特属上帝的国。上帝的代治者，当摩西在世时由摩西担任，其后确定由亚伦及其后裔继任这一职位；这国对于上帝而言，永远成为一个祭司的国。
    根据这种按约立国的过程，上帝便得到了一个王国。但摩西并不能作为亚伯拉罕的权利的继承者而获得统治以色列人的权力，因为他不能根据继承权要求具有这种权力；所以说到这里之后，还是看不出百姓在自己不再相信上帝对他说话时，有什么理由仍然必须把他当成上帝的代治者。因此，他们虽然和上帝立了约，但摩西的权力却仍然只能以他们对他的圣洁、对他和上帝交谈的事实以及他所行奇迹的真实性的看法为根据；这种看法一旦改变之后，他们就没有义务再把他以上帝的名义向他们提出的任何东西当成上帝的律法了。因此，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他们服从摩西的义务还有什么其他的根据。使他们承担义务的，不可能是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没有直接对他们说话，而只是通过摩西对他们说话。我们的救主基督谈到自己时曾说：“倘使我为自己作证，则作证为不实在。摩西如果为自己作见证，尤其是在要求对上帝的子民具有王者的权力这种事情上，他的证据就更不应当被接受了。”这样说来，他的权力便象所有其他国王的权力一样，必须以人民的同意以及服从他的诺言为根据。当初的实际情形也确乎是这样，因为《出埃及记》（第xx章，第18节）中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这里面就存在着他们服从的诺言。根据这一点，他们是自己承担义务，服从他作为上帝的诫命传示给他们的一切。
    根据信约建立的虽然是祭司的国家，也就是由亚伦世袭的国家，但这却应当理解为在摩西死后开始继承。因为不论是用什么方式作为国家的奠基者而规定和建立了政府之后，就不论这个国家是君主国家、贵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必然在其建立政府的整个时期内对人民具有主权。摩西在整个自己的时期都具有那种权力，这一点在《圣经》中说得很明白。
    第一，在上述引文中，百姓允诺服从的是他而不是亚伦。其次，《出埃及记》（第xxiv章第1、2两节）中又说：“上帝对摩西说：
    你和亚伦、拿答、亚比户和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惟独你可以亲近我，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一同上来。”根据这一段话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唯一被召上到上帝那里去的摩西（亚伦、其他祭司、七十长老、以及禁止上去的百姓都不是）是唯一对以色列人代表上帝的人，也就是他们在上帝之下的唯一主权者。后来虽然说：“摩西、亚伦、拿答、亚比户和以色列长老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见同章第9节）。然而这事情却是在摩西事先已经上到上帝那里、并将上帝谕示他的话传给百姓之后才发生的。唯有他才是为百姓的事情去的，其他的人都是作为随从他的尊者去的，为尊荣体面才允许他们叨承了百姓未得均沾的殊恩。这种殊恩，如同我们在下一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去观看上帝、欢享人生：“他的手不加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就是说，他们确乎欢享了人生，但却没有从上帝那里传达什么命令给百姓。此外，在所有其他政务上，到处都提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样的话，在《出埃及记》第xxv、xxvi、xxvii、xxviii、xxix、xxx、xxxi章，以及在整个的《利未记》中谈到规定宗教仪式的事时，也是有这种话，但晓谕亚伦的说法却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