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我们两人比，我是ri chpeasant，你是poorpeasant，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39块8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200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7路无轨去动物园换32路回北大，我乘5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四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后来我们知道，三周之后的除夕，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游泳池放了欢快的鞭炮。毛终于让周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决心其实自周查出患了癌症时就已下定。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
  这是毛泽东给他最亲近和信赖的人起的名字。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先生悄声问我，听说毛是故意不去周的追悼会的。他对周不满，认为周是反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可是真的？又自言自语的说两人共事这么多年，毛还不了解周的为人？周是不会跟他闹对立的。先生当时一再为周抱屈，却不指责毛的寡义，只是说毛身边的人对周不满，因为他们想拿到更大的权力，所以在毛耳边说周的坏话。先生以一介善良书生之心，猜度党内残酷内斗，显得有点天真迂阔。其实，从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毛对周的不满早就表面化了。在毛看来，周身边聚集着一群随时准备清算文革的人，而这群人早晚会清算到他头上。毛对周的防范打压已是党内公开的秘密。周去世之后，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多集中在毛周关系上。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贴。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信的，倒更像。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说怎会如此。如果毛这样认定，则国事糜烂更加不可收拾。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生不似往日的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只是深知专制体制全无人性，从心里厌恶这种粗鄙野蛮的权争。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只是当局从苏俄学来的这套党国制度，让权争祸及百姓。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栽绒帽子的护耳，再带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聋又哑啊。
  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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4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要出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要讨论学习当局的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关起门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了，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个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稽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