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联。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贫贱屈辱中不失善良与自尊，倒是那些高居人上的帝王领袖常常是大恶之人。在中国古有桀纣，今有四人帮，在外国古有尼禄、卡利古拉，今有希特勒、斯大林。先生说权力、地位并不带来善。权力只在弘扬和实现善时，才是有道德的。可惜世人常以地位、权势、金钱来衡量价值，判断善恶，结果把肆无忌惮的罪恶当作伟大来崇拜，实为大谬。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大恶，人们却依旧闭着眼睛朝拜。这实在是扬恶抑善的人世大悲剧。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家国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文革中对读书人的摧残羞辱，炽热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国朝几十年的政治洗脑、思想管制、学术式微，让先生心有隐痛。先生苦恼于讲坛之上难谈真学问，而奉承时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谬种流传。这个矛盾常常撕扯着先生那样不肯全盘输诚的老一代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哀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先生亦有同悲。在先生看来，文革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道德生活，而这是动摇了立国之本。先生长期致力于道德哲学，对此乱象有较他人更刻骨的体认。先生以为拨乱反正主旨在于收拾人心，而我却以为要在制度的脱胎换骨。与先生争辩，偶有言语过激，先生也不以为忤，总是静静地听我陈述，若觉我乖谬过甚，先生的救治也是引经据典，或示我以必读之书。此次先生来信，指评我的文章，也随带教我Ethics与 Moral在用法上的细致差别。我本对道德哲学所涉甚浅，却提笔妄谈伦理学，先生抓住此点，让我一窥门径。
  七八年初夏，有位同窗好友想报考北大哲学系，开始复习功课。我一直忙于调动工作，未及准备，现在受他鼓舞，也想一试。七八年十月底，先生体检时发现尿蛋白偏高，怀疑肾脏有问题，入住北大校医院检查。我去医院看先生，见他精神很好，似未把这病当回事。见先生依旧谈兴十足，便和先生谈起我想报考的事。先生想了一下，口气肯定地说，我看你不必报考大学本科了。先生说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是没有哲学一科的。哲学系本科生入校要从头学起，都是上基础课。你已经有相当基础，再从头学起有些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政策允许有同等学力者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生的话让我兴奋，但因不知其中深浅而有些犹豫。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你能行”。
  先生说我行，自然就要一试，便问先生取何专业方向。当时从先生读哲学史较多，便问先生是否报考西方哲学史专业。先生不赞同，说读思想史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基础，专做某一哲学史流派的题目容易限制自己的眼界，成为“专家的专家”。先生说研究题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吧。至于报考何处的研究生，先生的意见是不必报考北大，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哲学所的条件可能更好些。前不久我浏览国外现代哲学时曾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有兴趣，后又被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批判后现代社会所吸引，听先生讲要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找题目，心中便定下了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题目。七九年初便报考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几个月闭门不出复习功课。待考取之后，因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便转在徐崇温先生名下读法兰克福学派，同时继续随辅成先生读西方古典。虽不在他门下，但先生仍视我如弟子，开始新一段收获甚丰的读书岁月。
  六入读研究生院之后，我只去了趟哲学系所在的十一学校，便不再露面。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园，上课要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像我这样家在北京的同学除了看着课程表去师大之外，真是自由自在。当时除了专业课，我选了英语提高班和宗教系的课，曾去听赵复三先生讲基督教。念研究生三年，基本上是泡图书馆。除了所里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图在文津街，紧贴北海西岸，是明玉熙宫旧址，屋宇恢宏肃穆。进大门，穿过条石漫地的庭院，沿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跨过厚重的古铜色门槛入厅，一股馥郁的书香扑面。高大空旷的阅览室内，一排排笃实古朴的长桌，一把把宽大舒适的圈椅，一盏盏黄铜绿罩、柔光泛泛的台灯；黄昏时分，夕晖透过高高的花棱窗泼洒到光洁的水磨灰地砖上，绘出规则的花纹，宁静、温馨，坐久了便有微醺。
  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初都要到北图来查阅新书目，借阅一些北大图书馆没有的资料。
  自我开始读研究生，先生便提议每月选一天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我在读书学习中碰到问题可以在北图查书解决。同时可以“见面谈一谈，然后找个地方吃饭”。这个约定持续了两年左右。没有特殊情况，我与先生每月初都会碰头，直到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结束。许多要读的书都是在北图借读的，例如杰伊?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哲学所和北大图书馆都未入藏，是先生用他的个人借书证从北图借出来给我读的。那时办理北图的个人借书证需要一定的级别。记得当时哲学所有一张北图的集体借书证，需要借阅北图馆藏时得请所里图书馆出面借，很不方便。先生有一张北图的个人借书证，可能是教授的待遇。所以每次在北图见面，我会请先生为我借我想读的书。一天先生听人说起，党的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先生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我大喜，原来只知有内部购书证，现在知道还有内部借书证，于是请父亲单位开了介绍信，由我充当联络人，在北图顺利地办了一张个人借书证。当我把那个深绿色塑料皮的借书证放进口袋时，山川日月一身藏了。
  每月享受随先生出入北图的快乐。有时我到晚了，见先生已在阅览室伏案工作，桌上放着一摞书，桌边靠着那支黄藤手杖。先生聚精会神地翻阅抄录，偶尔会起身到目录柜去查卡片，动作轻快敏捷，那支手杖冷落地倚在桌边，有些失意的样子。与先生轻声打个招呼，就去查阅自己的资料。各自工作到中午，还掉书，一起走出图书馆去吃饭。通常沿文津街向东，过北海大桥，绕着团城围墙走到北海南门外的仿膳小吃店用餐。我读研究生后工资涨到五十六块一月。但先生仍坚持由他付账。经我力争，先生同意轮流付账，但几乎每次他都执拗地说上次是你付了，这次该我了。结果我大约从来没付过账。
  八一年初春，依惯例与先生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景山西街新开了一家粤菜馆，名叫大三元，今天完事后可以去尝尝。傍晚时分离开北图，沿文津街老路往景山西街。三月春浅，太液西岸新柳初黄，和风轻拂，柔条依依。北海在文革中曾作了公仆们的私家园林，我们高贵的压寨夫人曾骑马园中徜徉逡巡，而今重新向民众开放，也是政府的一份恩德。上得北海大桥，天上飘起绵绵雨丝，北京春雨后特有的那股土腥味扑鼻而来。蒙蒙雨雾中，见左手琼华岛上朱墙金瓦掩映绿丛。不远处，故宫角楼黄昏独立，寂寂似有幽怨。这里是京城最美的一隅。惟靠中南海一侧，庄严华美的汉白玉桥栏已被二米余高，带倒钩的铁栅栏所替，给这柔美秀丽的景致平添几分狰狞。行在桥上，先生举手杖一指铁栅，说他们总要把自己关在监牢里。想当年光绪帝幽禁瀛台时，这里也没装铁栅栏。共和百年之后，我们却只能透过铁栅栏眺望瀛台了，怎不让人掩涕叹息？
  过三座门儿进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东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内，门口国槐树下立着一个菜单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见。我一眼看去，菜单上多为5元-10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想当年我们在清河小馆喝酒，滑溜里脊、银丝肉也不过5毛钱。没想几年后竟见到十倍价格的菜。我对先生说此处忒宰人，不知京城穷书生尽是打秋风的。先生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便非要进院。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人”。
  我挽着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带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河边宽宽的人行道旁满栽丁香、迎春、榆叶梅，浅紫、亮黄、深红杂错。薄雨渐止，嫩芳新濡，淡香四弥，初瞑暗染。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
  一路行来，我向先生讲起近来读批判哲学的心得。讲到马尔库塞在分析后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时，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层结构来讨论社会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