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高先生说这稿子文革时，藏在莫高窟某洞室，才躲过劫难。我恭恭敬敬接过来一看，文章题目叫《异化辨异》。当晚拜读，其中某些说法我虽不尽赞同，但文章有理有据，很有价值。后得任俊明女士首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国内刊物上讨论异化问题的文章，高先生这篇可谓滥觞。杂志出刊后，我立即送了一份给宾雁。
  之后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了从武汉寄来的署名墨哲兰的文章《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范畴》，文中对高先生的文章多有辩驳。作者对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手稿如数家珍，行文极有力量，看得出是一位深思精辩的高人。我将手稿给宾雁看，告诉他讨论已经开始。宾雁很兴奋，还特别问我文章的作者墨哲兰是什么人，问我和作者是否常通信。正是宾雁这一问，我才给墨哲兰去信，三来两往，知道墨哲兰就是张志扬，文革期间被囚禁在单人牢房，手中只有一部《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志扬读它如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读棋谱，真是“烂熟于胸”。也正是有了宾雁这一问，才有我和志扬二十多年不渝的友谊。
  当时社科院院部有个刊物叫《未定稿》，负责人是李银河的父亲林伟。宾雁常去他那里看各种资料，总拉上我一起去。银河的父亲温和开通，必把新收到的稿子给我们看，说“能用就拿去发表，活跃思想”。《未定稿》收到的稿子五花八门，从那里可以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许多人在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惜不管是《国内哲学动态》还是《未定稿》，都不是公开刊物，那些鲜活敏锐、言之有物的文章只能“内部发行”，而且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公开的刊物上，永远是枯燥无味的废话套话。宾雁每次看稿回来，都感慨万千，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都让这个制度压死了”。
  宾雁关心的问题范围极广，从哲学理论到现代文艺思潮，从政治学到美学心理学，从宗教到国际共运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有意思，要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我吃惊于宾雁的学养。他读书又多又快，范围也广。他使用俄文差不多像母语，英文也好。一天我见他在读一本讲谈社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他还通日文。
  宾雁讨论问题的方式很独特。他总要先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他久已信仰的理想，也可能是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干扰动摇了他的信仰。他会围绕这个主题反复诘问。例如对“共产主义理想”这个陈腐命题，宾雁会锲而不舍地追问，“难道这个理想是全无价值的吗？难道为追求这个理想献身的人都是上当受骗？”但是他又清醒地知道，那么多残暴龌龊、伤天害理的勾当是借这个理想之名而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宾雁。从我们相识到他逝世，其间虽有相当的变化，但这个矛盾时而潜隐，时而彰显，总是挥之不去。宾雁对马克思的那些理想主义的论述有相当共鸣。但是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大多包含在他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了，也就是说宾雁所热衷的是马克思思想中最具哲学性和人道主义的那些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不容于当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 在宾雁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也正是为了探求这个理想，他一头扎进南斯拉夫哲学界的文献中，寻找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中存在的理由。七八年下半年，宾雁花了很大精力编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
  他在为这部文集所作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人和人道主义。在这篇没有署名的《编者的话》中，宾雁写道：“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占据什么位置？是像苏联历史上那样，把物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摆在第一位而较少考虑人的利益，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把这一切放到遥远的未来呢，还是应该自始就关心人的问题？”南斯拉夫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苏联历来的哲学思想中被视为抽象物而排除于哲学之外的‘人’，应该占据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
  宾雁写这篇《编者的话》大约是在七八年底，虽然发表时已是七九年三月。当时中国社会才开始出现政治变动的苗头。许多文革受难者刚醒过来低头看自己血淋淋的伤痕，而宾雁已经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大声疾呼人的问题，真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还不仅是这些，宾雁进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有人的异化问题。在苏联式的国家集权主义体制下，工人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人民本应是政治主体，而实际上国家和以工人阶级名义进行统治的党却成了主体，人民倒成了政治客体”。宾雁所指出的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异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它经过列宁的改造而走向其理论初衷的反面。由于密谋起义的需要，列宁将政党改造成密谋集团，拥戴一个被称为领袖的绝对独裁者。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有铁的纪律，并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集团。它无需任何授权，也不需要合法化过程。它不对被统治者负责，不对社会负责，而只服从那个领袖集团，即党的领导层，最终只对唯一的独裁者负责。在这个阴谋集团打造的社会结构中，没有个人自由的空间，政治组织成为残酷的迫害机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完成以后，统治集团愈来愈依靠意识形态动员和秘密警察监控来实行它的统治。这就是存在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对这个现实，宾雁有清醒的认识。
  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选编过程中，宾雁很费了一番心思。他想表达自己的理论追求，又要照顾文集能够顺利出版，在选题上就不能不有所取舍。一天下午，我去《哲学译丛》，想约他下班一起回家，见他坐在那里很伤脑筋的样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文集的内容不好定，有些文章不想收，但怕人家说不全面。”他指着一条划着红线的篇目，说这篇文章没意思，谈的是列宁的创造性，基本上是老一套。可文集中要是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都不收，恐怕会通不过。书出版后，见到里面收了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宾雁亲自译了文集中的五篇文章，《论哲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大敌》，《教条主义和政治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反映与实践》。仔细读这五篇文章，能感到宾雁呼之欲出的追求：渴望使马克思主义挣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枷锁，重新回到它的人道主义源头；把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让它回归人类精神文化之流。
  宾雁当时约我译马尔科维奇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属于这种努力。这篇文章的主旨正是宾雁关心的问题“马克思理论的本质”。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的理由“首先是他的理论所想象的历史可能性仍然是有争议的，其次是在他批判的人本学所假设的可能性中，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实际选择最符合当代人类的要求。”宾雁同意马尔科维奇的结论。宾雁几次对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译出来。我怕自己译不好，辜负了宾雁的信任，特意请了我的好朋友、英文修养极好的文冠中先生一起译。译稿交给宾雁，他很满意。
  宾雁自己译的文章都用哲学所的标准500字稿纸誊清。他给我看过他亲手誊清的稿子，稿面干干净净，硬朗而不失秀丽的小字，铺展在绿格线内，几乎没有修改的痕迹。宾雁在这本文集中用了两个笔名，一个是刘子安，这是他早年曾经用过的名字，另一个是金大白。一次他颇有些得意地让我猜这个笔名的含义，还没容我猜，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今日真相大白”。我反问他今日何事真相大白？中共中央档案馆没开放，多少谎言藏在那里？这些档案一日不公开，就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宾雁争辩道：“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说那你应该改个笔名，叫“钟大白”。宾雁大笑。
  现在回想起来，七八年真是个有意义的年头。黑夜似乎已到尽头，但仍然阴霾惨布，晨曦已然微露，但拂晓依旧苦寒。宾雁一方面专注于捕捉各种解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又为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们约好在院里洗完澡一起回家，但那天浴室出了故障，没有热水，我提议一起去街上澡堂泡澡。于是我们径直奔东四十条口上的松竹园浴池。浴池中人很少，偌大的热水池只有两三个人。热雾弥漫中，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面纱。人泡在热水中，全身松弛，像喝了酒，说话的欲望特强。我忍不住向宾雁透露，我当时正为一位新相识的姑娘神魂颠倒。男人之间的这种私密性谈话难免返诸自身。聊到深处，宾雁就动情地谈起了他和朱洪的恋爱史。他和朱洪相识相恋于俄罗斯，那时他是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俄文翻译，朱洪是《中国少年报》的筹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