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不是靠外在的什么权威，不是通过说教，而是唤起人们去自省，在反对邪恶的行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这就必须使人们看到：你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你本人堕入今天的田地，也是有一份责任的！”他赞成哈维尔所说“在所有包围着我们的危机中，最根源性的一种就是社会的道德危机。如果不首先解决道德危机，便没有任何危机（从经济的、政治的到生态的）可以得到解决。”宾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多次提到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是不能缺少的一课，提出要警惕人心中的“小毛泽东”。他向争取民主政治的人提出了个人道德要求，认为政治生活不能非道德化。我把它当作宾雁的政治遗言之一。
  九九年四月，宾雁说要来欧洲访问一段时间，六月底到七月中有十几天的空闲，并说可以来巴黎，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好好聊聊。这几年我们远隔重洋，虽然经常通话，但在电话里很难深入对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倘能面对面促膝交谈，该是何等的快乐。七月初宾雁和朱洪到了巴黎。接他们到家，朱洪就有点感冒发烧，赶紧找出药给她服下，让她先去休息。宾雁却兴奋得很，在花园里，房子里走来走去，东瞧西看，仔细问我们的日常生活，话题像他这个人，朴实平常。晚饭后，我怕他路上累了，坚持让他先休息，但他还是执意要看看我的“藏书”。在海外谈何“藏书”，不过是各处搜集和请人从国内带来的千把册常读的经典著作罢了。宾雁巡视一番，说还不错，总还有些书读。又得意地说他现在的书比我九一年去时多了不止两三倍。他虽然搬了家，房子大了，但也常常发愁书没地方放。又讲了许多普林斯顿旧书店的好处，一本新书刚上市卖30美元，一年之后在旧书店3美元就可淘到，让我听得好羡慕。他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别尔加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就抽下来随手翻着，说我们在巴黎第一次见面就谈到过这个人。那是八、九年前了，而且也不过是提到而已，他居然还记得。
  这次宾雁来巴黎，我和雪有个心愿，让他好好放松一下。除了和一些好朋友见见面，基本上在家休息和外出游览。即使谈话，我也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但宾雁时不时仍会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对法国社会党政府的社会政策很有兴趣，我们给他介绍了社会党在劳工、企业、税收、福利、医疗保险、教育、社会救济等问题上的政策。宾雁对此很感慨，说法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特意问起法国共产党的情况。因为法共《人道报》曾是中共的重点批判对象。我们告诉他法共在政府中也有代表，现在的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左翼联合政府。宾雁说其实左派也有不同的层次，基本政治倾向一致，具体政策可以有分歧，争论、斗争都可以。法共能加入政府，说明它是认同这一点的。我说，它在法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得票率也在下降。宾雁说这表明有替代政治力量出现，对选民的吸引力更大。在民主制度下，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选举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安排，暴力革命当然不可能发生。看来恩格斯晚期思想的变化，是因为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变化。那时候共产党还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能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调整自己的理论。看得出来这几年他仍然关注着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流变。
  知道宾雁是爱喝一口的人，这次为了他的到来，我准备了很好的法国红葡萄酒，可惜他喝不惯。一天饭间，他终于忍不住问我：“有白的没有，来点怎么样”，又有点抱歉地说“多好的洋酒我也喝不出味道，还是老白干儿有劲儿”。初夏是法国最美的季节，选个好天，我们陪宾雁和朱洪去卢瓦河游览，那里古城堡密布，记载着法兰西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宾雁兴致勃勃听雪给他介绍卢瓦河城堡的历史和人物掌故。中午我们在香堡的森林中野餐，阳光透过浓叶洒下，四周静寂，偶有飞鸟啁啾，伴着我们的笑谈。宾雁那样轻松、快乐。下午到雪侬堡，沿着宽阔的皇家大道漫步，高大的梧桐树搭就天棚，浓荫匝地。宾雁站在城堡旁边的意大利花园里，望着精美的城堡凌空飞架于舍尔河上，连说“太美了，太美了，美国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构思。”园中有棵百年老松，枝叶盘虬。盈盈爬到树上，坐在一支横斜的树干上，宾雁倚在树干旁。朱洪连忙抓拍了几张相，说“一老一小和一棵大树在一起，特有意思”。傍晚时分，赶到安布瓦兹堡，这是伟大的达芬奇埋骨之地。当年弗朗索瓦一世接达芬奇到法国来住，他随身携带了“蒙娜丽莎”。这座城堡旁，是克洛绿舍庄园，达芬奇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在这里生活、工作。庄园里到处挂有达芬奇手记里一些哲理性很强的名言。宾雁一句句读过去，有些遗憾地说“可惜没带笔记本，能记下来就好了”。我们笑他的 “职业病”又犯了。
  两天后，我们又驱车向诺曼底进发，想沿着印象派画家的足迹游览诺曼底。到鲁昂时已近中午。先去老市场，那是圣女贞德上火刑架的地方，一四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两次审判，宣布将圣女贞德处以火刑。那些曾受恩于贞德的教士、法官都沉默不语，听任神学院的博士们判决这个异端分子。法郎士写道：“他们在神的女儿受难前夕抛弃了她。”烧死贞德的地方依旧留存着，有一块标牌指明“中世纪的土地”，另有一块标牌标示出火刑架的所在地。对面是贞德的雕像，洁白的形体略显变形地修长，像莫吉尔扬尼的女人体，双手紧握，放在胸前，略扬起头，像呼喊，又像祈祷。宾雁仔细看了贞德受难之地，随后进了火刑架旁的教堂，一座相当现代化的教堂。教堂深处立着一座圣女贞德的铜像。铜像前枝杈形的烛台上燃烧着支支白烛，远望去，仿佛贞德仍在火刑架上受刑。我向宾雁介绍这座教堂的独特建筑风格，但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的贞德像。我猜想这个受难者的形象会在他心中引起波澜，便悄悄走开，留他一人在空旷的教堂里沉思。
  本以为有充裕的时间在返回巴黎时参观莫奈花园，谁知在饭店吃饭耽误了时间，等我们参观完莫奈经常摹画的卢昂大教堂，时间已晚。我们赶到莫奈故居时，已经止票。我有些恼火，怨自己没掌握好时间。宾雁朱洪却安慰我，说看看外面也不错。走到莫奈画睡莲的池塘墙外，看到有块半米多高的石头，宾雁居然一步跨上去，站在石头上向花园里张望，连声招呼朱洪，说“快上来，什么都看得见。”结果我们在旁边扶着这老两口，站在石头上“参观”了莫奈花园。返家的路上，问宾雁还有一座加亚城堡废墟，要不要去登，宾雁游兴未尽，连声说“去，去”。这城堡是狮心王理查统治诺曼底时所建，现在仅剩嶙峋的残迹雄踞峭壁，俯瞰塞纳河水攸攸西去。宾雁一口气登上城堡废墟，叉着腰站立在巉岩之上，夕阳泼洒在身上，天风流荡在发间，远望像座雕塑，让你不敢相信眼前是位75岁的老人。
  离别的时候到了，七月十三日，宾雁伉俪要回瑞典。早饭后，宾雁提议去散步，参观一下我居住的这个千年小城。我家对面是莫罗将军的故居。这位莱茵军团的统帅，吕内维尔条约的签订者，因不见容于拿破仑而流亡北美。在拿破仑称帝后，他以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俄奥联军与自己的祖国作战，死于沙皇亚历山大军中。宾雁听我讲着莫罗的故事，沿着城堡围墙缓步而行。走到依薇河旁，他提议要嘿喽儿着盈盈走。大概只有北京人懂得这话的意思，就是让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盈盈已经四岁了，总有二十多斤重，宾雁竟一直嘿喽儿着她从依薇河边走到118号公路桥下，足足有200多米。汗水渗出额头，我再三叫他停下来，他一直不肯。朱洪抢拍了几张照片，那该是多么珍贵的记忆。下午送宾雁走，竟没有分别的伤感，看他那样充满活力，当然相信很快就能再见。两天以后接到朱洪电话得知，她拿着相机下楼去冲洗胶片，被人一把抢走相机。她说不可惜相机，可惜那些胶片，多少珍贵的影像竟永远消失。但我想，这不正是为了让我们把这些记忆深刻心中吗？
  宾雁回美国后，我们依然常通话。他写《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直指中共是否定个人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的农民起义军。里面的种种提法我大致是同意的。国内“新左”蜂起时，我们也交换过意见。我知道他对“新左”们的一些提法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在七八、七九年就把南斯拉夫实践派称为“新左派”，在他心目中，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反抗苏式社会主义的反对派才是“新左派”。对那些在警察国家中批判后极权、后现代的“先知”们，他兴趣不大。不过，他的确花了些时间去读吉登斯的著作，认为他的许多提法新颖有趣，但也有些失望，因为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我建议他去和林春讨论吉登斯的思想，但后来他生了病，我想他没有精力了。
  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是去年二三月间，那已经是人们为他举办八十华诞庆祝会之后了。他的癌症已经扩散。那天他很平静地告诉我，将开始新一轮的化疗。随后，他突然问我对王蒙的文学现代化路子有何看法。我说凡是对消解共产党语言专制有益的文学形式，我一概认为有意义。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觉得文学如果不面对社会现实，就好像开车碰见了出车祸的人，你不下车救，开车从边上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