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良心的觉醒，良心的发现，良心的坚持，都要由个人承担。我们太放纵自己的懦弱，把本应该反躬自问的责任都推给了宾雁，让他一人去承担对集体暴行、犯罪共谋的良心拷问。而我们却躲在“民族良心”的浓荫下心安理得地品尝“人血馒头”。让我们把“民族良心”的重担从宾雁身上卸下来吧，把它交到每一个人手里，让个体的良心担起它的责任。正如别尔嘉耶夫说的：“只有当我们摆脱了内在奴役的时候，也即我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在各方面归罪于外在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外在奴役。知识分子新的灵魂就会诞生。”
  宾雁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的大智常以旁人视作“愚”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他适时而退，如果他缄口不言，如果他不在意“真实的生活”，在现存体制内，以他的资历和威望，不知能获得多少令人垂涎的好处。宾雁说，确有相当要好的朋友苦口婆心劝他“收敛”一些，劝他“识时务”一点。甚至有人传下高层人士的话，说宾雁“只要改正了他的缺点，一定会作出很大贡献”。宾雁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我当“歌德派”，并且“必有重赏”。他说这话时，气度高贵，凛然不可犯。他知道这是一条西西弗的道路。区别在于，西西弗是神罚的苦役，而在宾雁是自选的献身。“他必须拼命地做一件无所成就的事情。这就是对人世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加谬）令人感动的是，宾雁的选择并不为了某种宏大叙事所需，而只为了“人们在受苦”，只是因为“我见过许多受苦受难的人”。这种选择带有某种悲剧英雄的味道。但对宾雁而言，甚至悲剧这个词都有些戏剧化的夸张。说他是悲剧式的英雄只是外在的观照，宾雁从来不觉得他是个不幸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甚至是幸福的。正像他写的：“当很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他的幸福感是极为人性化的。这种幸福感不来自于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占有多少物质财富，博得多少世俗声名，而来自友谊、忠诚，来自正义的伸张和受难者的微笑。
  和他初识，我曾经以易卜生笔下的布朗德看他，后来发现完全错了。在布朗德那里，民众需要由掌握了上帝真理的人来教育。他对待民众的态度是傲慢的，非人化的。他率领众人登山，队伍中有女人说“我的娃娃病了”、“我脚疼”、“哪有一滴水解我渴”？布朗德的回答是“你们的奴隶的烙印真够深……。回到你们的坟墓里去”。队伍中有人问“拼搏要多久，要流很多血吗？”他的回答是“它要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直到你们牺牲了你们的一切，直到你们从妥协折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遵守全有或全无的戒律”。布朗德的这种蛮横的“解放者”的形象，要以被解放者的永恒牺牲为代价。他口口声声说他如何爱他的民众，那不过是要求奉献的口实。因为“爱不为伟大，只为细小。从细微的小事中体现博大的爱”（圣.特里莎）宾雁对人的爱就是这种细小中的博大。他会因收到不幸者的申诉信而彻夜难眠，他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回应呼喊他的人。他会为不让一只猫受火烤而忍受凌辱，他会对强大暴虐的统治者说“不”！甚至在他病情危殆时，也不会忘记对朋友的一声问候。在事关大小、轻重的选择时，他会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回答“我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我们不说这种爱的崇高，我们只说这种爱的高贵。崇高是属神的，而高贵是属人的。
  宾雁的心灵是一奇迹。几十年的磨难，经受屈辱、背叛、心灵的煎熬、肉体的疲惫、意识深处的贱民地位、对妻子儿女的负罪感，重重重负，需要何等的承受力。我们见过多少人，在迫害之下人格扭曲了，心灵阴暗了。受迫害妄想症、监狱综合症被带到正常世界上，把社会当作监狱，把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作对敌斗争。他们再不会体验正常的亲情、友爱、信任。这是迫害者的罪孽，也是被迫害者的不幸。但宾雁却是相反的例子。他信任人偶尔会达到轻信的地步，总不相信别人做某种事情是出于恶意。他对某些人的不满会随着想起这个人受过的苦而烟消云散。在他内心里，真正没有敌人，他只对制造苦难的制度发言。即使偶尔提到某个人的名字也只因为他充当了这个制度的代表。他宽厚、博大、对各色人等中那些难以容忍的行为，也至多不过发出呼吁，“让我们讲点良心吧”！共产党特殊的施虐—受虐政治心理结构，竟然不能侵害他慈悲的心怀。看他的心灵以单纯对繁杂，以坦荡对狡诈，以包容对偏狭，以宽恕对伤害，你不能不感叹神造常人，偶尔也会失手，留些奇士在这世上，如茫茫人海中的岛屿，作遇难时救援的基地。
  我常常思索宾雁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何处，追寻他所赖以为生的土壤、养料、水分和阳光。以宾雁的勇敢无畏、不计得失的行为方式，我们联想到中国士大夫的舍生取义、求仁得仁的道德追求，从他对不幸者的同情、关爱和援手，我们能见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道德证明，从他行事方正坦诚，我们能见到“君子不亮，恶乎执？”的道德修养。但是，这都是太表面化的比附。
  宾雁说：“受过‘五四’以来新文化熏陶的我，对于古文本身就有一种反感，而孔子著作中散发出来的教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说教，从形式到内容都令我感到窒息。这同我从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学到并且向往的自由叛逆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自己承认从没有读完过孔孟的任何一部著作，中国传统思想对他的影响并不格外重要。相反，“父亲从苏联带回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对我后来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影响甚至反映到他的气质中，以致有人批评他“像没落的俄国贵族”。宾雁喜欢读别尔嘉耶夫的著作，简直象出自本能。正是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灵魂》中指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与其说是国家制度的拥护者，不如说是人道主义者。”也正是他指出：“俄罗斯灵魂正在燃烧着。这颗灵魂永远为了人民和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忧伤，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一个自由的人道主义者，一颗为人民的苦难而忧伤痛苦的灵魂，这才是宾雁人格的生发之地。我简直要说，宾雁，你仿佛是一个俄罗斯的灵魂长在了一个中国人的身躯里。
  一九五八年，宾雁在山西平顺县劳改，在他的行囊中，竟然一不带毛选，二不带马列，而是带了“足有三块砖头厚的三卷《别林斯基全集》和同样厚度的四卷《俄罗斯作家论文学劳动》”。在他最需要精神支持的年代，陪伴他的是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
  每日繁重的劳动结束之后，宾雁伴着如豆烛光苦读《战争与和平》。我能想象得到，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受伤躺在战场的草地上，眼望蓝天的那一番哲学思考，会怎样地打动劳改犯宾雁的心。
  在宾雁的思想中，我们常能瞥见到别林斯基的影子。别林斯基说：“当个人感到痛苦的时候，群体的生活对我有什么意义？当百姓倒在泥泞中的时候，地上的天才生活在天空中，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宾雁也同样认为，当社会现实责任召唤作家的时候，他不能躲进贪新鹜奇的纯文学中。他对逃避现实的文学始终持怀疑态度。这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更是直接来自别林斯基。甚至他对人道的社会主义的认同也与别林斯基相似。但是，别林斯基也有狂热激进的一面。他说：“人们是非常愚蠢的，必须强迫他们走向幸福。同千百万所受的屈辱和痛苦比较起来，几千人所流的鲜血又算得了什么？”这种近似列宁的言论，在宾雁的思想中却见不到痕迹。
  凡涉及到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时，宾雁更是站在赫尔岑一边的。正是赫尔岑先知般地注意到在社会主义中应如何维护个人的完全自由。他直斥付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是“兵营”，它会压抑人的个性和精神生活。赫尔岑把自由视作社会革命的目的。以塞.柏林总结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求社会正义、经济效率、政治稳定，但这些仍必须永远次要于保护人性尊严、支持文明价值、保护个体不受侵犯、维护感性与天才不受个人或机构凌辱。任何社会，无论因何理由，未能防止对自由的这些侵犯，而开启门路，使一方可能施辱、一方可能屈辱，他都断然谴责”。我以为这同宾雁的追求是一致的。
  宾雁这一代人受俄国思想和性格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可惜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俄罗斯思想中视自由为神圣，以平等为理想。它的献身精神，广阔深厚的博爱，同情苦难，仇恨专制的情怀能激发、滋养崇高的人格。另一方面，它的圣愚现象，权力迷信，暴躁与麻木交替，残忍与奴性共存，又成为激进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温床。在俄国蜕变为苏联之后，这后一方面的特性又格外恶化。
  宾雁是受前一种影响的范例。而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后一方面的影响却更大，所以我们会赶走赫尔岑、萨哈罗夫、肖斯塔科维奇、阿赫玛托娃……，留下斯大林、日丹诺夫、李森科、叶若夫……。宾雁谴责这种逆向选择：“爱、快乐、怜悯、善、良心、和美从口语中消失，自我、人、个人不再在出版物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