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3：奠基者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他们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的赞美诗《诗·鲁颂·閟宫》（閟读如必），就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总之，按照这个说法，周人似乎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那么，他们靠什么成功？
谋划和经营。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羌人，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说：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没有读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10]
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相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国，也有一个“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
但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建“王城”，作为西周的东都。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他们这一套，不过怀柔政策，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后代的鲁国，殷商遗民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周人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
天命。
什么是“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由此获得的“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可见，治天下的前提是居中国。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来表述，就叫“宅兹中国”。这也是周人要在洛阳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