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5：从春秋到战国

齐襄公被杀后，文姜曾于鲁庄公十五年如齐。此行是否意在与齐桓公偷情，不详。但此年系齐桓公始霸之年。此后，文姜又于庄公十九年和二十年，两年之间两次到了莒国。去干什么，不清楚。一年后，即鲁庄公二十一年，文姜去世。
5．鲁桓公是鲁惠公的嫡子，鲁隐公的弟弟。公元前712年，鲁国大夫羽父谋杀了隐公，立桓公为君。桓公在位十八年，无大政绩亦无大过错。他的窝囊，当是鲁国的窝囊。
6．以上管仲的治国方略请参看《国语·齐语》。
7．请参看《国语·齐语》。
8．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9．齐桓公设女闾一事，见《战国策·东周策》，亦请参看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10．请参看《国语·齐语》。
11．见《国语·齐语》。
12．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3．见《论语·宪问》。
14．见《左传·哀公七年》。
15．《淮南子·原道训》称：“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象麟虫。”
16．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17．事在鲁桓公二年，《左传》称“始惧楚也”。
18．事见《左传·僖公四年》。
19．事见《左传·僖公九年》。
20．事见《左传·昭公四年》。
21．请参看《史记·齐世家》。
22．本节所述，均见《左传》之僖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23．一战而霸，语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4．详见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
25．古人以一车四马为一乘，二十乘即二十辆车，八十匹马。
26．此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出土文物子犯钟。该文物部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部分由台北收藏家陈鸿荣先生收藏。
27．《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践土之盟事，无秦；《左传·定公四年》言践土之盟盟书，也无秦。
28．城濮之战，是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四月二日；践土之盟，则在同年五月十六日。
29．以下所述事见《左传》之僖公三十二年至文公六年。
30．见《史记·秦本纪》。
31．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左传·成公六年》。
第三章
1．事见《左传·鲁文公元年》。
2．楚穆王灭江，在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灭六，灭蓼，在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伐郑，侵陈，在鲁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伐麇，在鲁文公十一年（公元前616年）；围巢，在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
3．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4．事见《左传·宣公三年》。
5．以上事见《左传》之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6．语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7．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8．请参看《左传·文公十七年》。
9．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0．请参看《左传·成公七年》。
11．《左传·昭公三十年》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
12．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十九年和二十年。
13．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14．伍子胥之谋，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阖闾扰楚，事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15．实际上，就在伍子胥为阖闾出谋划策时，楚国的政治家子西就提醒过昭王。子西说，吴公子光初得王位，非常亲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不能不多加小心。昭王根本不听。
16．以上事见《左传》之定公三年、四年。
17．事见《左传·定公四年》。
18．《史记·伍子胥列传》称伍子胥求楚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
19．春秋止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议。但《春秋》经文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最后一行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文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最后一行是“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三家分晋，则在鲁悼公二十八年（公元前440年），距离吴国灭亡三十三年。
20．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苏州市西南胥门外越城，即越军围吴时所筑。
21．事见《左传·哀公二十年》。
22．事见《国语·吴语》。
23．夫差伐陈，在鲁哀公六年；伐鲁，在鲁哀公八年；城邗，在鲁哀公九年；伐齐，在鲁哀公十年和十一年。战事之频繁，国力之消耗，可想而知。
24．事在鲁哀公十三年，事见《国语·吴语》。
25．事见《左传》之哀公元年和十一年。
26．事见《左传·哀公十三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7．此事《国语》，有不同说法。
28．事见《国语·吴语》。
29．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0．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1．事见《左传·定公十四年》。
32．请参看《墨子·兼爱下》。
33．请参看《国语·吴语》。
34．请参看《国语·吴语》、《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勾践为夫差安排的养老处是甬东，即今浙江省定海翁山。
35．见北岛《回答》。
第四章
1．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有学者认为，楚灵王才是真正的霸主（请参看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则此处亦可改为“公元前538年，楚灵王称霸”。
3．如果在齐桓公前面加上郑庄公，在楚庄王后面加上楚灵王，结论也一样。
4．吴国的国名始见于《春秋》，吴国君主始见于《左传》，都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
5．据《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灭徐，徐君“断其发”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们仍称“吴发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6．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7．越人参与国际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吴始用兵于越，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则在鲁定公十四年，该君即越王勾践。
8．请参看《国语·越语下》。
9．勾践灭吴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无疆伐楚，兵败身亡，越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10．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11．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2．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3．中华文明的“三个唯一”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三、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请参看本中华史之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5．请参看《论语·季氏》。
16．事见《左传·襄公八年》。
17．事见《左传·襄公十年》。
18．子产作封洫及国人之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丘赋及国人之骂，见《左传·昭公四年》。
19．语见《左传·昭公四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从此化出。
20．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1．语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22．语见《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叔向，请参看《青春志》。
23．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元年、二年。
2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25．语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原本是卫献公与执政宁氏的交换条件。
26．陈寿《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7．初税亩是经济体制改革，作丘甲是军事体制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结果，是旧体制崩溃了。尤其是税亩制的实行，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非变不可。
28．初税亩在鲁宣公十五年，《左传》的评论是“非礼也”。作丘甲在鲁成公元年，《左传》的说法是“为齐难故”。
29．事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30．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31．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2．事见《左传·定公五年》。
33．事见《左传·定公八年》。
34．事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35．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36．请参看《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据说，当时周公便感叹说“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
37．请参看《左传·昭公三年》。
38．事见《左传·昭公十年》。
39．以上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40．以上据《史记·孔子世家》。
41．以上请参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42．据《左传·定公四年》，西周封建之初，鲁国和卫国的政策都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晋国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