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6:百家争鸣

第5章


反天下之心,就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故,“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强制推行,则“天下不堪”。就算墨子自己能实行,奈天下何!15
那么,庄子他们又是什么主张?
两种“无政府”
庄子的主张,是“无政府主义”。
笼统地说,道家是不喜欢政府,也不喜欢领导的。至少,庄子和庄子学派不喜欢。他们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没有。就算不能取消,也得等于没有。形象的说法,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16 标枝,就是树顶上的叶子。它存在吗?存在。管事吗?不管。
这并不奇怪。
前面说过,道家的观点,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因此,正如最好的社会不需要拯救,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形同虚设,或若有若无,至少应该看不见。
用老子的话说,就叫“太上,下知有之”。
这句话,也有版本写作“不知有之”。不知有之,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下知有之,则是仅仅知道有领导而已,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
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叫“侮之”。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17
上如标枝也好,不知有之也罢,都说明政府和领导是可以不要的。
那么,道家为什么不要政府?
先看老子。
老子从没说过不要政府,但主张政府不要作为。老子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18 总之,天下大乱,就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
但,统治者为什么有为?
多欲。
在老子看来,一切作为都起源于欲望。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这就叫“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19
那该怎么办?
寡欲。
然而欲望这东西,其实人人都有。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
为此,老子提出了他的“三不原则”。
第一,不选贤任能。因为只有不推崇贤能,人民没有学习榜样,才不会竞争。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二,不器重宝物。因为只有不把奇珍异宝当回事,才不会有人想着来偷。这就叫“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三,不炫耀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因为只有统治者自己不展示欲望,才能让人民清心寡欲。这就叫“不见(现)可欲,使民心不乱”。20
呵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道理老先生懂。
所以,老子不但要求统治者寡欲,而且希望他们弱智。因为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叫“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相反,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叫“其政察察,其民缺缺”。21
看来,最好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浑浑噩噩。
于是,老子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对于民众,要简化其思想,填饱其肚子,削弱其志向,强壮其身体,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
很清楚,为了让“知者不敢为”,必须“常使民无知无欲”,当然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22 但如此这般,岂非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正是。
问题在于:为什么?
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就算装,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23
至少,也得“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4
但,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能行吗?
当然行。老子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潜移默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走上正轨;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渐富裕;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纯朴。这就叫“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5
一句话:“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26
所以,君王不要自作多情,还是“无为而治”好。无为不是“不治”,而是“大治”。要知道,在老子那里,但凡“大”,必是“无”,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27既然最大的器物不用做,最好的天下也不用治。不治之治,是为大治。
实际上,君不治,则民自治;君无为,则民有为。因此老子的观点,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有政府,无作为;小政府,大社会。
看来,老子并非真无为。他是不治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这就跟庄子有所不同。在庄子看来,只有做到“上如标枝”,才能保证“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那么,要政府干什么?
显然,老子只是“无作为”,庄子才是“无政府”。
这是两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
有不同的“无政府主义”,也有“有为”和“无为”的不同排列组合: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墨子是“以有为求有为”。至于“以有为求无为”,则将由禅宗来代表。
那么此刻,墨子、老子、庄子,谁结出了果实?
老子。
果实是谁?
韩非。
无为的专制
跟老子一样,韩非也主张君主无为。
君主无为,理由有三。
首先,君无为,才尊贵。
韩非说,天底下最高级的,莫过于道和德。道,弘大而无形;德,核理而普至。它们有什么作为呢?没有,却至高无上。而且,正因为居高临下无所作为,道才能生万物,德才能成阴阳。此外,秤能知轻重,尺能正长短,君能驭群臣,也都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独尊者无为,无为者独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独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样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当裁判员,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君无为,才明智。
道理也很简单: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个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一个国家,要做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君主一个人做得完吗?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会做;君主闲下来,臣下就忙起来。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那么,是君主一个人忙合算,还是大家去忙合算?不用说吧!
第三,君无为,才安全。
道理同样简单: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会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东西就越多。如果君主还表现出操作具体事务的能力,底牌就会被摸得一清二楚。没有了神秘感,君主还怎么当?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28
相反,如果君主永远都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测,臣下就战战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瞒下,更不敢觊觎政权。用韩非的话说,就叫“明君无为乎上,群臣竦(悚)惧于下”。29
显然,这是强者的权谋。
权谋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不过,老子的权谋属于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书再三强调统治者要放低身段,强调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就因为他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详见本书第五章)。
韩非却是强势的。或者说,他代表着强势的一方。对于这一点,韩非也毫不讳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0
很清楚,君主可以无为,就因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君主才握有绝对权力。有此权力,君主才能无为,也才敢无为。
权力,是无为的前提。
集权,是无为的保障。
这就与老子和庄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基本上无须权力。庄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张“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更只会反感和抗拒权力。因此,尽管老和庄有区别,但,无中心甚至无政府,却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实也赞成“无为而治”,只不过儒家更喜欢称之为“垂拱而治”。孔子认为,一种好的政治,就应该像“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自然而然。只不过,这种好的政治来自道德。执政者必须“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来感召民众,才可能像北极星一样“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31
没错,孔子的北斗是“道德中心”。
韩非的却是“权力中心”。占据这个中心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包括当时各国的国王,更包括后来帝国的皇帝。他们,就是法家系统中的北极星。
当然,这些“北辰”也并非什么都不做。比如“使鸡司夜,令狸执鼠”,让臣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便是君王要做的。他们需要做这些事,也必须做这些事。32
因为这是权力的体现。
好在这项工作并不复杂。按照韩非的设计,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该早已将所有的闲杂人等,包括被称之为“五蠹之民”的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者统统消灭,只留下农民和战士,以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很“干净”,也很“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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