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九：两汉两罗马

于是，贵族政治变成了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有好处的，那就是不至于让国家事务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且这些大佬既然将国家视为己有，他们也不会卖国。
  为此，罗马有两条法律规定：第一，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任期就是终身的。第二，为了保证一心为公，也为了防止以权谋私，元老院议员不得经商。
  可惜权欲和物欲同为人的本能，不能亲自经商的议员便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了骑士。骑士原本是罗马军团中富裕的公民，可以自备马匹参加战斗。不过现在徒有其名，只能去充当议员的代理人、承包商，甚至皮条客。
  议员们是什么德行，也就可想而知。
  元老院开始腐败。公元前113年，也就是张骞去世的第二年，努米底亚国王因为向罗马将领行贿，而被传唤到罗马。但他却用同样的方法，让元老院做出了免于出庭作证的决定。于是这位国王用轻蔑的口气说：在罗马，没有什么是不能用钱买的。
  腐败的还有罗马市民。
  市民的腐败事出有因。作为奴隶制国家，罗马主要依靠奴隶从事劳动。鼎盛时期，罗马城一百万人口中，奴隶就有四十万。这就使大量平民成为无业游民，不但变得越来越贫穷，也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当局的办法是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供应给市民的面包是免费的，节假日在一年之中有九十多天。无所事事的市民们便在圆形剧场、大竞技场、公共浴室以及披着红衫的妓女身上消磨时光，一如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
  不难想象，由这种游手好闲的街头小混混来组成人民大会，行使民主权力，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事实上，在帝国的后期，罗马公民对政治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他们漠然地看着皇帝们被拥立又被杀掉，漠然地看着自己的军队兵败如山倒，甚至在蛮族入侵时里通外国开门揖盗，兴高采烈又后悔莫及地加入敌人的行列。
  这同样并不奇怪，因为罗马城里的贫富差别悬殊。只有近二十分之一的富人住在自己的豪宅里，身上穿的中国丝绸价格相当于同重量的黄金。贫民却只能蜗居在被叫作“伊苏拉”的简易房里，怎么能不怒火万丈？
  倒霉的，就只能是他们的皇帝了。
  其实帝国末年的皇帝也不怎么样。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傀儡，不是篡位者就是冒牌货，而且没有一个能真正掌握帝国的权力。因为他们都是军队拥立的，或者依靠军队上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能左右皇帝的只有军队。
  此外，就是对健全男人充满仇恨的宦官。
  军队同样堕落。过去，他们是为祖国和自己的荣誉而战，当兵是光荣而体面的事情。因此，罗马让没有公民权的同盟国提供兵源，也算是给了他们面子。现在却是谁给钱就替谁杀人，还能指望他们保卫帝国吗？
  何况军队的成分也变了。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军团的主力军是清一色的罗马公民。戴克里先以后，作战会议的大半席位都被蛮族出身的将领占领。他们对于帝国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能忠于职守已是很有道德。
  这就是灭亡前的罗马。
  首都不像首都，罗马的优越性没有了。元老院不像元老院，贵族或寡头制的优越性没有了。公民不像公民，民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皇帝不像皇帝，君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所有的优越性都没有了，岂不该亡？
  显然，罗马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腐化变质。
  但，罗马不是有共和精神、法治传统吗？这种精神和这种传统，不是让罗马坚持了共和制度五百年，又让他们在成为帝国之后，虽然动乱不止却并不崩溃吗？为什么还是难逃一死，终有一亡呢？
  因为他们没有“道”。
  或者说，没有核心价值，没有终极追求。
  希腊人是有的，这就是独立、自由、平等。这是希腊文明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们的问题在于：有民主无共和。因此，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世界，就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反倒因背叛核心价值而走向衰亡。
  中国人也是有的，至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能够要什么。这就是小康、仁政、王道。中国人也不缺乏政治智慧，因此总能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可惜王道只是梦想，仁政则要碰运气。结果，是治乱循环。
  罗马人却没有治国之道。他们优越的制度和高明的手法都是技术性的，也都只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就连他们的宗教（如果也能算作宗教的话），也缺少犹太教那样的思想光辉和神圣使命。于是到后来，罗马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什么，只能夜夜笙歌，不能天天向上。
  也许，君士坦丁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才乞灵于基督教，希望这种新的宗教能给他的臣民以精神的支柱和境界的提升，至少也能像中国的儒学那样，让大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尽管他并不知道儒学为何物。
  但，信仰真是必需的吗？
  如果是，它能靠公权力来建立吗？
  依靠公权力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真是救世主吗？
  如果是，罗马为什么会亡？
  看来，我们还得再读历史。
第四章 信仰
☆、我们为什么没有信仰
  也是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人。
  在他死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罗马精神也消失殆尽。
  所以，他是基督教的大功臣，也是罗马帝国和文明的掘墓人。
  跟中国一样，罗马人原本也没有信仰。
  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罗马人，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宏图的。早期一千多年间，他们岂止没有信仰，就连神，也有不少是从希腊进口或与希腊合资，比如天神朱庇特、天后朱诺、爱神维纳斯、月亮女神狄安娜，其实就是希腊的宙斯、赫拉、阿芙洛狄忒和阿尔忒弥斯。
  何况有神不等于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相信；第二，坚决相信；第三，相信的对象既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这就叫超自然、超世俗。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三条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的存在，才需要信仰。事实上，这个存在如果属于自然界，就可以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如果属于人类社会，则可以用日常经验来证明。现在既不能靠科学实验，又不能靠日常经验，又该怎么办呢？
  只能信仰。
  这个道理，德尔图良说得最清楚。
  德尔图良是罗马帝国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经这样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不合理，却是可信的；埋葬以后又复活了，虽然不可能，却是无疑的。
  不合理而可信，不可能而无疑，岂非荒谬？
  当然。
  于是德尔图良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这真是透彻至极。
  那么，这样一种必须坚信的荒谬，又有什么必要呢？
  安顿灵魂。
  我们知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的眼睛不能像猪和鸡一样，只盯着面前的食槽。就算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走投无路，也得问个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是命运吗？是环境吗？是性格吗？谁能决定我的前途？是自己吗？是社会吗？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吗？
  答案可以有多种，终极之问却只有一个。
  比如你可以说，我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我自己。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会这样？社会和环境所使然。那么，社会和环境都相同，人和人又为什么不一样？
  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人各有命或自作自受。如果同意第一种，那么请问：什么是命运？命运归谁主宰？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是这样，不是那样？
  也只有天知道。
  当然，你可以回答：命运是自己掌握的，我的命运就是我的选择。那好，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靠什么掌握命运？你掌握命运的能力从何而来？靠学习吗？为什么有人学不会？靠天赋吗？上天如何赋予？
  这就问不下去了，因为此题无解。
  实际上，人之所以能够回答某些问题，是因为他有理性和知识。但，理性和知识是有边界的。就算科学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也回答不了人为什么幸福或不幸福。
  回答不了又希望心安，就只能信仰。
  信仰，是人的终极关怀。
  因此，正如信仰的对象一定超自然、超世俗，信仰本身也一定超功利、超现实。出于功利目的的任何念头和仪式都不能叫信仰，最多只能叫崇拜。
  现在来看罗马和中国。
  古代的中国人和罗马人跟世界各民族一样，都相信万物有灵。也就是说，不但人，动物、植物、自然物（比如山和水）都有灵魂。它们的身上和背后，也都有不可知却可控制或可利用的神秘力量。
  这就产生了两个结果：占卜和多神。
  占卜其实是一种巫术。中国人的占卜有两种，殷人用甲骨，周人用蓍草（蓍读如式）。罗马人也有两种，一种看动物的内脏，一种看鸟类的飞行。如果是军事行动，则看母鸡的进食情况：食欲旺盛则吉，食欲不振则凶。
  因此，第一次布匿战争时，罗马舰队的指挥官便特地带了一群母鸡上船。可惜，无法适应环境的母鸡们一连几天都拒绝进食，指挥官则一怒之下把它们统统扔进了大海。指挥官说：既然你们不想吃，那就喝个够吧！
  结果，据说此人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