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

黄金荣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活络。因破得几起大案，而升任华探督察长，从此飞扬跋扈、胆大妄为，自称“天字辈”青帮老大，此后，他利用手里的权力，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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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１４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后进入黄金荣公馆，得其赏识，慢慢发迹。他善于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并一改传统流氓打扮，身着长衫，广结名流。他甚至还出钱购买了１６００套《鲁迅全集》。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罪行，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几千名工人惨遭杀害……杜月笙为此得到了蒋介石的褒奖，被封为少将参议；黄金荣看到了自己门下的老辣，就此退隐；杜月笙一下子跃为帮中第一人。后又创办中汇银行，涉足金融业。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物资送给抗日将领。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
  总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
旧上海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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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又是专门叫人怜惜的———因为几个著名的女性。
  胡蝶，原名胡宝娟，广东鹤山人，１９０８年生。从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６５年，相继拍摄过《秋扇怨》、《珍珠塔》、《火烧红莲寺》、《自由之花》、《啼笑因缘》、《女权》、《胭脂泪》、《后门》等影片，１９３３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发起的力士香皂电影明星选举及１９３４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发起的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连得两元，被人们称为“老牌影后”。１９６０年，《后门》一片获日本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１９６５年，胡蝶正式告别影坛，到台湾居住。后随儿子到加拿大定居，１９８６年出版回忆录，同年获台湾金马奖，１９８９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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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玲玉，１９１０年生于上海，少女时代历经贫困与屈辱。自１６岁伊始，共出演《挂名夫妻》、《自杀合同》、《故都春梦》、《野草闲花》、《人生》等２９部电影，塑造了从农村少女、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到交际花、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等角色———这些角色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这些结局似乎也影响到了阮玲玉本人，她从一开始就婚姻不幸，张达民把她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她当作专利品，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黄色报刊的攻击，终于逼使善良而懦弱的阮玲玉不堪忍受而服毒自杀，年仅２５岁。
  阮玲玉曾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对她吹捧与求爱的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撕毁，加把锁，一直随身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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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悲剧主角是周璇，她生前拍摄了四十多部影片，录制了两百余首歌曲，从懂事起她就在寻找自己的母亲，以证实自己的出身，至１９４５年拍摄《凤凰于飞》，几乎是用影片的方式公开寻母，仍旧未果，世态炎凉，周璇整日以泪洗面，悲苦哀泣，终至绝望，于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２日发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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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说到张爱玲，原籍河北的她家世显赫，曾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祖父为清朝大员。张爱玲已被公认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她一出生似乎就陷入了悲剧，童年时父母离婚，父亲一度扬言要杀死她，逃出来投奔母亲，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又遇香港沦陷，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不幸……好在读者睁眼，自她被从宣传机器的重重重压下透出一点气来，就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几位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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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美女陆小曼，１９０３年９月出生于上海。通法文、英语。九岁由父母做主嫁给江苏无锡人王赓。陆小曼对他敬多爱少。徐志摩与王赓是好友，日久生情，徐志摩试图远赴欧洲逃避，但终因陆小曼病重又奔回北京。后两人终成眷属，却又让徐志摩的严父不待见，被禁锢在老家浙江海宁硖石，自负自尊的陆小曼随即染上肺病。后来，过惯了豪华奢侈生活的陆小曼要求到上海生活，徐志摩只得花月租１００多大洋租了一层楼，又雇了十四个佣人，养了车，陆小曼每天总是跳舞、打牌、票戏到半夜三更，还因体弱多病而染上毒瘾，挥霍无度，逼得徐志摩南北奔波赚钱，最终为贪便宜，搭了一架免费的邮物飞机而意外死去。
  徐志摩一直想改造陆小曼，陆小曼一直躲避，徐志摩的死终于使她彻头彻尾的洗尽铅华———谢绝一切交游，素服终生地整理徐志摩的文集，以此来表达她迟来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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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人情是被置于一种高精密的仪器中测量的，这种仪器叫度量衡，度是揣度，量是丈量，衡是找平。比如，别人请你吃了一顿饭，他为什么要请你吃这顿饭？此为揣度；他请你这顿饭花了多少钱？这是要留着丈量的；最后，我又在什么地方回请他？而回请就有回请的规矩了，首先是地方要略好，而且价要稍超，这就是钱钟书所谓请饭如播种，普撒一遍，挨着收获，而且收获越来越大。这显然都是经过民间反复计算和实践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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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正提到过商务印书馆曾雇佣的一位叫黄警顽的专事应酬的人。“只要他见过一面，虽隔了若干年，偶又相逢，不必再请教尊姓大名，即随口而出，称呼什么兄，什么先生，连对方的工作职位、居住地点都一清二楚。”十里洋场就这么锻炼人，当然，这主要是得益于上海人能有这样的精明“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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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写到一个陈雨堂，长时间困顿，好几次想去跟一个熟识的伊紫借点钱，都没有成功，因为他是穷人，可后来，陈突然发迹要去山东做官了，伊就主动地把钱送上来了，因为，不久以后，这当初的穷朋友说不定就有用得着的地方，至少，也算攀了个高枝。
殖民地时期的繁华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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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到上海。
  方言从来都是一个最近的入口。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据我看这说得有点过了，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排外”功能。在这之前，我学会了很多种方言，但上海话对我真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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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反证，文化基础好的地方总是不那么担心方言的“土”，不怕嘲笑，上海人可能有这点基于对文化的信任以及保守，再则，上海人又不是不说普通话，不但要说，而且还要说英语，甚至日语，它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急着用语言同别的地方拉开距离与层次，而只是客观上跟世界更同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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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除了说人是外地人，不像个上海人（这里是把上海人当品牌的），还会骂人是穷鬼，这有可能是你真穷，可能是你抠门。所以，他们骂乞丐理直气壮，乞丐均愧色而退。在这一点上，穷人和乞丐的分别是很小的，所以，他们要看不起你时，你的地位一下就没了。可是，你要有一天请他一顿天价的晚餐，他立刻就对你恭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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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的“排外”还有一大罪证是把外地人统统称作“阿乡”。这种心理与上海殖民地时期的繁华旧梦、建国后的经济领先地位，以及开放的对外交流，追崇欧美时尚领风气之先等等，形成的优越感有关。自然就觉得比外地人多了见识，最方便地把这种反差表述出来，“阿乡”的称呼自然成为一个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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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等级意识则远非往日，主要是由金钱造就的，所以，在上海发了财的外地人非但不会有身份上的低人一等，反而有可能要把穷土著看作阿乡了。这时，还在统一着口径说上海人把外地人称为阿乡，就有点不负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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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一般地称“阿姨”是特指的保姆。这跟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不一样。在北方，人们注重亲情，所以，保姆跟当地的人结婚，或是在一个教授家一边做保姆一边就考上了大学，这样的新闻不是一起两起，而安徽保姆还几乎成了一个品牌。但只有上海不会发生这样的奇迹，保姆，就只是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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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人的眼里，保姆只是一种极为低级的职业。上海一个现今相当有名的女作家，第一次见面就给我抽大麻，我只想跟她聊聊她第一次到上海做保姆的事情，结果她大为生气，大麻也不给我吸，还拂袖而去。我十分奇怪，这有什么好丢人的呢？常人感觉丢人，你一个作家怎么也这德性？而且我问这话也有我的道理，毕竟我可是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这些我都还从没叫过一声苦，有啥？交流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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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可以不怎么穿，但一定要得体，有棱有角，要看得见牌子，头要修剪，衬衣要烫，扣子要得法，皮鞋更不得马虎，总之，衣冠禽兽、人模狗样都不是骂人，这是为别人着想，当然，只有一个例外，如果你是名人，你就可以穿得很随意了，这又成了别人为你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