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么培育精英的

  这也不奇怪，这样的“软美国”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1964年约翰逊签署“经济机会法案”，向贫困宣战。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64年的19％下降到1969年的12％。但这个比例在1970年代基本不再下降。在1970年代，贫富分化依然十分严重。最富的20％的美国人拿走了40％的国民总收入。最穷的20％只挣得5％的国民总收入。美国人不得不缴纳高额的税金来维持各种福利计划。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竞争力。1975年，失业率达9％，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在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接近7％的水平上。同时，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美国的生活水平落在西欧和日本之后。1970年代末的“民调”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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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反叛文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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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大萧条是对“硬美国”的致命一击、催生了“新政”以来的“软美国”的话，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是对“软美国”的审判。这一审判，促发了里根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反叛运动，使共和党逐渐在政治生活中成为主宰。里根公开嘲笑那些领救济的单身母亲是“福利女皇”。保守主义者认为，过分的福利培养了人们对福利的依赖，不愿意出来工作，不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因为能够领取福利，单身母亲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这无疑鼓励了婚外生育。而婚外出生和单亲的孩子，犯罪率大大高于正常的双亲家庭的孩子。同时，进步主义的理念对罪犯过于宽容，把犯罪行为归结于不良的社会影响，似乎犯罪是社会而非个人的责任。特别是由于黑人犯罪率高，一些人由于对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有负疚感，对罪犯就更加心慈手软。结果，在1930－1950年代的低犯罪率社会演化为1960年代的高犯罪率社会。以每10万人中的犯罪数目计，1960年为1126次，1965年为1516次，1970年为2747次。与此同时，监狱人口由1960年的212000跌到1970年的196000。也就是说，犯罪的人越多，进监狱的人越少。罪犯可以逍遥法外。人们走在街上也没有了基本的安全感。
  里根革命的主旨，是让政府从人民的生活中走开，拒绝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官僚来主宰社会，强调个人的责任和创造性。自此以后，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民主党人克林顿能够入主白宫8年，也是因为他接受了保守主义的许多理念，采取亲企业的经济政策，消除财政赤字，限制无条件的福利，严厉对付犯罪。所以人们说他和尼克松相反，“讲话像民主党，做事像共和党”。布什接任后，就更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解构新政以来的“软美国”。特别是他连任成功后，直接拿“社会保险”开刀，目标直指“新政”的核心遗产。
  值得注意的是，自里根以来，虽然保守主义已经主宰美国的政治生活二十余年，但这一保守主义仍然被媒体称之为“反叛”。能够如此，一是因为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草根性，是基层社会对统治美国的官僚精英的“起义”；一是因为“新政”以来的进步主义理念几乎已经把一个血淋淋的弱肉强食的野蛮国度转化为一个充满温情的文明社会。这一保守主义运动，就是对这一文明的挑战，多少带着些野性。
  从人类文明的视野看，这一草根社会的反叛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在公元前431年，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斯发表了《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
  在这篇被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下来的传世名作中，伯里克利斯特别强调雅典民主所培养的公民品德：“我们陶冶文雅之品性，但不流于奢华；我们培育知识，却不伤于柔弱。”他敏锐地觉察到，在与蛮性十足的斯巴达进行的殊死一斗的时刻，文明的雅典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不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如何不被奢华和柔弱所腐蚀。
  这一洞见，几乎预示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每当一个民族达到了高水平的文明后，都会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腐蚀，最后被相对野蛮的民族征服。雅典最后在伯罗奔尼撒之战败在斯巴达手下，后来又被北方“野蛮”的马其顿征服。辉煌的罗马帝国，也在“野蛮”民族的攻击下崩解。中华文明，更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大英帝国，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就是因为被统治贵族软化为“绅士帝国主义”，失去了其蛮性的动力，最终从“日不落之国”走向日薄西山。野性十足的美国从南北战争后逐渐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但立即被一些好心的官僚和知识精英驯化。在过度的保护中，老百姓总觉得自己有许多应得的权利，忘掉个人的责任和生活的残酷，走到1970年代的衰落。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作《大国的兴衰》中惊呼：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会衰落，而是它能否像大英帝国那样体面地衰落！
  从这样的大历史的视野看，保守主义的反叛，是社会中的野蛮主义对文明的反叛：美国拒绝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要通过草根社会的野性而获得再生。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硬美国”和“软美国”的并存，固然能够维持社会良性的平衡，但是，“软美国”永远是建立在“硬美国”的基础之上的。当今的美国，必须是一个硬碰硬的社会。
  这一硬碰硬的政治倾向，显然不是布什一届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是美国社会文化在最近二十多年由“软”到“硬”的转型的一个总趋势。要知道，即使在“软美国”的时代，“硬美国”也从来没有消失。1950年代由于苏联卫星上天，世界面临核战争的威胁，美国想软也不可能。1959年哈佛大学的前校长科南特出版了《今日美国的高中》一书，强调对那些即将进大学的孩子进行更严格的训练，一下子竟成为最佳畅销书。1963年，高中毕业班的SAT考试成绩创了最高纪录。而这代人，大致就是1946年前后出生的“婴儿潮”的一代，后来又赶上越战的洗礼。以克林顿夫妇、布什、戈尔、克里为代表的当今美国的统治阶层，都属于这一代。他们把自己在硬碰硬的世界中获得的经验，带到了领袖的性格中。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子弟，从三四岁就开始为了进“常青藤”而竞争：钢琴、芭蕾、外语、足球，一个班接着一个班地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9・11”之后，美国变得更加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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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反叛文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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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冷战”时代读到的宣传读物一直在讲美国人如何贪生怕死：在越南战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身上带着用几国文字写好的投降书，根本不准备“英勇就义”。这并不完全是对美国的漫画。美国在世界上的敌人，从来都认为美国人承担不了牺牲，被中产阶级那种汽车洋房的生活方式软化的美国人，缺乏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赴汤蹈火的意志。只要用一百条命换一个美国人的命，美国就会退缩。但是，你翻开报纸，会看到身价百万的橄榄球明星慷慨从戎，战死沙场。华尔街的年轻金融分析家，也抛开自己的黄金屋，作为步兵死在伊拉克。现在的美国，蛮性正在苏醒。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美国都准备硬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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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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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新任国务卿鲍威尔有一天突然在国会的走廊里碰上了著名的纽约黑人议员夏普敦（AlSharpton）。两位顶尖的黑人政治家见面，本应是家常便饭。但这次偶遇，却让媒体十分注意。原因是这两位政坛精英势如水火，几乎没有人看见过他们彼此说过话。如今狭路相逢，可算是有好戏看了。只见鲍威尔彬彬有礼地伸出手去：“夏普敦先生，我们正在试图建立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夏普敦握着鲍威尔的手反唇相讥：“那就让我们等着瞧罢。”
  这一场小小的较量象征着两股黑人政治力量的对决。自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的社会、政治走向已开始分化。马丁・路德・金当年年轻的助手杰西・杰克逊以民权运动的掌门人自居，继续领导黑人的政治抗议运动，攻击种族歧视的主流社会，要求白人为过去和现在的种族歧视负责甚至赎罪，进而塑造黑权（blackpower）。1988年杰克逊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虽被杜卡基斯击败，却充分显示了这一运动的实力。后来同情这一运动的克林顿上台，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黑”的总统，不仅号召全民讨论种族问题，而且公开代表美国政府就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向黑人道歉。如今杰克逊被私生子的丑闻困扰，已是廉颇老矣，夏普敦正准备接过民权运动掌门人的权杖，并已宣布竞选总统。
  鲍威尔则来自另外一个脉络。民权运动之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社会改革，给黑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些黑人中的优异之士，放弃了杰克逊领导的体制外的政治抗议路线，利用这一机会，走体制内路线，不断在主流社会中晋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