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么培育精英的

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关于美国的概念，仍然是当今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的一个“观念原型”。这个“原型”和现实的出入已经越来越大。基于这一“原型”而“亲美”的人，觉得现在的美国越来越背叛了他们对美国的理想。那些“反美”人士，则根据这个“原型”与现实的脱节来攻击“美国价值”的虚伪。一句话，现实中的美国，和我们脑子里原来的美国不是一回事儿！
  这种“观念原型”和现实的脱节，正是本书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了解美国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当时的美国，保守主义虽然已经在政治上崛起，但在文化上，特别是在媒体和大学中，新政以来的自由派还在统治，并通过其垄断的政治话语体系塑造着我们的“美国观”。我们读的William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叙述的是1932到1972年美国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大部份为自由派所主导，而且叙述者WilliamManchester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为新政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作家。谈起美国，我们会想起民权运动、反战、女权主义、性解放、甚至嬉皮士。在我们眼里，美国是个自由、多元、政教分离的国家。美国人追求个人主义，喜欢挑战权威，同时又宽容一切。还有些人干脆认为，美国是个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国家。这一关于美国的“观念原型”，显然是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亲西方、反传统思潮的一个折射。
  这种对美国的认识，我称之为“青春期的浪漫主义”。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许多幼稚之处。不过，这样的“观念原型”并非全无现实基础。比如，你到纽约、波士顿、或加州的几个沿海城市看看，美国确实很接近这个原型。而我们的“美国观”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这几个沿海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美国和世界打交道的窗口。不仅中国人，就欧洲人了解美国，大多数也是通过这几个城市。国际人士到美国总是在大都市间旅行，很少去乡村和内陆。我们闭着眼睛也知道纽约在哪里。亲友到那里去旅游出差，回来一谈见闻，和我们心里想象的非常接近。那就是美国！可是，谁去过内布拉斯加呢？谁能在地图上指出这个州在哪里？又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中国人来说，有两个美国。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美国，以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洛杉矶为代表。那里的人见多识广、思想开放，对新鲜事务见怪不怪。他们读的，是“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我们国内媒体采写美国新闻时，也从同样的媒体中寻找材料。这个美国，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想象共同体”中。
  但是，还有一个“陌生的美国”。那里的人保守封闭，从众心态也许比我们还重，一到星期天就去教堂，从来不看“纽约时报”。他们住在内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马或得克萨斯的内陆，都是些外国人不常去的地方。你问他们法国在哪里，他们可能会说“是不是在过了南面那条河的地方。”“经济学人”的两位记者采访他们，自我介绍说是为Economist(经济学人)工作。但不管怎么解释，他们认定这两个人是为Communist(共产党人)工作。从2000年和2004年总统大选结果看，恰恰是这个“陌生的美国”成为统治者。这个美国，不仅和我们的“观念原型”完全对不上号，和欧洲人的“观念原型”也相去甚远。一句话，她与我们不存在于一个“想象共同体”中。本书的主旨，就在于揭开这个美国的面纱，探讨自6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南部和内陆地区兴起的草根的保守主义运动。由于这一保守主义在最近几年达到了高峰，统治了美国，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认识美国的“观念原型”，作好和一个在我们的“想象共同体”之外存在的“陌生的美国”打交道的准备。
  申明主旨后，就得交代一下我的立场。过去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的一位同事对我的第一本书“直话直说的政治”批评说：“他(指我)的看法不代表多数美国人的看法，只代表美国高校民主党的看法，而他们在美国是极少数人。”实际上，这样的批评，多少表现了我希望解构的中国人对美国的观念。因为这种批评是建立在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的基础上的。其实，美国有好几个美国。我所谓的“两个美国”的说法只是简单化的概括而已。有穷人的美国，有富裕的美国；有基督教的美国，有世俗化的美国；有都市的美国，有乡村的美国；有相信公立学校、政府官僚和福利社会的“软”美国，有要摆脱一切“公立”和官僚控制、接受市场的严酷挑战的“硬”美国。一个美国人，可以是个贫穷、相信社会福利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可以是个富贵、相信自由竞争的自由派。你很难把他们归类。一看大选就知道，即使美国的一流政治家，对什么是美国的主流也很难判断。能够把不同的社会力量组合成主流派的常常会当选总统。但是，你也不敢说布什就代表了美国的主流意见。因为没有911这个政治礼物，或碰上克林顿那样天才的对手，你很难判断他会赢。
  不过，这一批评促使我公开自己的立场。我是在前述的80年代的“观念原型”中形成了对美国的看法，最近10年，又生活在我们熟悉的美国，即新英格兰地区。克里的家离我现在的工作地点只有5分钟的路。开个玩笑说，我可以随时离开办公室，看看克里在不在家(以他门前的警卫为标志)。布什的家在哪里？我拿着得州地图还是找不到北。这种生活的环境，当然可能塑造人对世界的看法。
  不过，任何人总要被他无法控制的生活环境所塑造，并且肯定会有个人的政治立场。这种环境和立场，会带来偏见。承认偏见是减少偏见的最好办法。那些自认为客观的人，常常会假定一种意见(常常是自己的意见)没有偏见。这就等于设定唯一的真理，别人的看法就都成了异端。这不仅是最大的偏见，也是最危险的偏见。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评论员，大多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亮出自己的底牌，很少冒充客观。这也是取信于公众的重要手段。而下一步的挑战则要更大些。那就是你能否对你不认同的意识形态有一个同情的了解，能否解释一个与你的信仰对立的政治运动的内在动力。这才是我在这本书的重要目标。
  我写这本书是从年初的民主党预选开始。在大部份时间，我都是希望克里赢，也盼望着奇迹发生，但又预感到布什会最终获胜。这一矛盾心态，可以解释这本书的两个特点。第一，本书对克里赞誉有嘉，对布什则有严厉的批评。第二，本书大部份篇幅，是写布什和其代表的保守主义运动，对克里和民主党着墨较少，或注重分析其失败之处。理由是我很早就感到要从历史的角度解释布什胜利的原因和布什主义的源流。
  这个立场倒不是因为我拥抱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相反，我曾自认为是个温和的保守派，很接近新英格兰保守主义。有时我则自称是“‘经济学人’的保守主义者”，认同英国的著名杂志“经济学人”的主张。简单地说，我信奉小政府的自由竞争体制，相信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反对过分的社会福利，尊重人们从宗教信仰到性行为方面的选择。刚刚来到美国时，还一度认同共和党。但克林顿的性丑闻终于让我对共和党大倒胃口。在我看来，共和党让政府干预个人的私生活，甚至连莱文斯基到书店买什么书都要调查。最后她的供词也被政府印成书来卖。这至少也是侵犯人家的知识产权吧？国家为了党派利益这样剥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权利，这实在比民主党的大政府可怕多了。从此我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共和党的理念。
  在克里与布什之间的好恶，更是被我个人的经历塑造。我在文革后期开始懂事，在改革初期受的大学教育。我知道高干子弟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下的张狂，见过他们利用父辈的关系网进行“官倒”的腐败。克里和布什虽然都出身特权阶层，但是布什在当州长前，全靠老子的牌子混。在我眼里，他实在是美国版的高干子弟。克里则是特权阶层中的“外人”，一生的成就全靠自己奋斗。他不仅是越战英雄，而且也是反越战的英雄。一个人能够这样勇敢地对抗自己国家的不义，这种反叛精神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实在格外珍贵。所以，我看他当年在参议院作证的录像时，常常还落泪。2000年看戈尔竞选，我支持戈尔的主张却不喜欢他这个人；对克里，虽然觉得他实在缺乏政治魅力，竞选组织得杂乱无章，却对他有个人的感情。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写这本书，当然是痛苦的。因为你必须阐明为什么你不喜欢的这个人领导了某种历史潮流，为什么你喜欢的人注定要失败。这就需要用诚实来克服感情。我相信，这一点我基本上作到了。在本书中，我钩画出从BarryGoldwater，到里根、布什的保守主义运动的脉络，对共和党从董事会的金融精英政党到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草根政党的转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精英传统也给予了严格的批判。甚至对从“直话直说的政治”一书中就提起的反智主义，也没有象霍夫斯塔特那样进行负面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