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舍菁华

弥衡年未二十，孔融年已五十，便相交友，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但似乎以同性为限。并且以我所知，忘年交之形成固有赖于兴趣之相近与互相之器赏，但年长的一方面多少需要保持一点童心，年幼的一方面多少需要显着几分老成。老气横秋则令人望而生畏，轻薄儇佻则人且避之若浼。单身的人容易交朋友，因为他的情感无所寄托，漂泊流离之中最需要一个一倾积愫的对象，可是等他有红袖添香稚子候门的时候，心境就不同了。 
  "君子之交淡若水"，因为淡所以不腻，才能持久。"与朋友交，久而敬之。"敬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防止过分的亲昵。不过"狎而敬之"是很难的。最要注意的是，友谊不可透支，总要保留几分。ＭarkＴwain说："神圣的友谊之情，其性质是如此的甜蜜、稳定、忠实、持久。可以终身不渝，如果不开口向你借钱。"这真是慨而言之。朋友本有通财之谊，但这是何等微妙的一件事！世上最难望的事是借出去的钱，一般人为最倒霉的事幼莫过于还钱。一牵涉到钱，恩怨便很难清算得清楚，多少成长中的友谊都被这阿堵物所戕害！ 
  规劝乃是朋友中间应有之义，但是谈何容易。名利场中，沆瀣一气，自己都难以明辨是非，哪有余力规劝别人？而在对方则又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谁又愿意别人批他的逆鳞？规劝不可当着第三者的面前行之，以免伤他的颜面，不可在他情绪不宁时行之，以免逢彼之怒。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我总以为劝善规过是友谊的消极的作用。友谊之乐是积极的。只有神仙和野兽才喜欢孤独，人是要朋友的。"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的奇景，他才能快乐。"共享快乐，比共受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第七十八章  所谓“文艺政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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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六月鲁迅先生"硬译"的文艺政策"印成书籍模样"了。我读过之后，有两点感想：第一，鲁迅先生的译文还是"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第二，举我所能了解的来说，文艺政策根本上是一种无益而又不必要的东西。 
  鲁迅先生的译文难解，是一件事实。这事实的原由，鲁迅先生已经很明白的告诉过我们。一半是"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一半是因为"中国文字本来的缺点"。其译文之所以难解，还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读者之不肯"硬着头皮"读耳！在我自己，我应该承认我是连"读者"的资格都没有的，因为我的头皮实在硬得不够能读懂鲁迅先生的译文。兹试录数段译文于后，以质天下之硬头皮者： 
  "在给我的信里，――但这也是颇为残酷的信――同志托罗兹基掷过这样的句子来，"你竟误解我到这样么，宛如我们较之自己们，是更尊重他人似的？"诸位同志们今日为止的态度，是还是如此的。而同志瓦浪斯基在这座上，作为我们的反对者，又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反对者而出面的时候（这在许多处所，都能够随便证明的），诸位同志们，在这里，是明明白白――有着较之自己，倒在他人的尊敬的"（一四九页） 
  这一段是有点"晦涩"罢？我所认为难解的是那一句"较之自己们，倒更尊重他人"，简直莫名其妙。像这样的译文，不胜枚举。但再举几个短些的例： 
  "我决不是要由这一点，在同志里培斯基上头树起十字架来。"（一○四――五页） 
  如何可以在一个人的"上头"而"树起"一个"十字架"来呢？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有注脚。 
  "在这里，就重演着那全世界的温暾主义者的态度――"（二○八页） 
  "温暾"是什么东西呢？应该加注。 
  "说是弄着专门家讨伐，以非难我们。说而这是全不明白事情的。" 
  "中国文本来的缺点"固多，然而这一句却不能算是中国文罢？ 
  硬译的成绩我们瞻仰过了，请进而论文艺政策本身。 
  "文艺政策"，谁的文艺政策？是"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的，这一点首先要交代明白。鲁迅先生认定"这一部书""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所以才把这一部书硬译出来。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我们看看，当然是不为无益，不过这样的一本书也要挂上"科学的艺术论"的招牌，这就不免带有夸大的宣传的意味。译者并未述明他自己对于这个"文艺政策"的态度，我们也无须加以推测，但是我们若对这书的内容稍加思索，便可发现目前中国所谓的"普罗文学""左翼作家"等等的口吻颇多与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相合的地方。假如中国目前的"普罗作家""左翼作家"是与俄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那自然也是一件盛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恐怕还是一般人把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当作文艺的圣旨，从而发挥赞扬罢？如果鲁迅先生硬译的这一部书，事实上的效果不是供给一般注意文学的人作参考，而是供给了一般青年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纯正文艺理论，那么，这一部硬译的书于现在的中国，未必是有益罢？并且以鲁迅先生文名之大，在加上译笔之玄，其眩惑人的力量，恐怕未必是很小罢？ 
  "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虽然也有十几段，洋洋数千言，其实它的主旨也不过是―― 
  "无产阶级必须拥护自己的指导底地位，使之坚固，还要加以扩张，……在文艺的领域上的这位置的获得，也应该和这一样，早晚成为事实而出现。"（二一六页） 
  这措词的根据还是马克斯主义，还是"阶级"云云。俄国共产党的心理，大概是病态的，许是有Ｍonomania罢？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斯。马克斯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斯主义的数学，马克斯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我并不说文艺和政治没有关系，政治也是生活中不能少的一段经验，文艺也常常表现出政治生活的背景，但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布骤，不是人工勉强的。文艺作品是不能定做的，不是机械的产物。堂堂皇皇的颁布了文艺政策，果然有作家奉行不悖，创为作品吗？政策没有多大关系，作品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东西.第七十九章  关于鲁迅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