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皇帝

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正面冲突，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誓师伐明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武艺超群。遇逢征战，他便率先冲阵，拼死厮杀。后来他回顾数十年戎马生涯时总结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这种英勇的气概和猛烈冲杀的作风，建立起崇高的威信，使部众竞相效尤，因而能够做到令必行，行必从。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努尔哈赤不仅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从绝境里找出路，避免了灭门之灾，而且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到大，顺利地进行着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的事业。从明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兴师起，取图伦，下巴尔达，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军三万，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他又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降叶赫，取东海女真。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诸部始合为一”。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积极建立国家政权。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加哈河、硕里加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万历二十三年，他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王子。万历三十三年，他又自称“建州地方等处国王”、“建州王”、“建州国汗”。与此同时，他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又逐步建立牛录——八旗制度。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所有人员皆须编入八旗，一牛录三百丁，设牛录额真一员、代子二人、章京四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置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八旗人员居住同一地区，互为婚娶，耕田种地，牧马放羊，采参打猎，遵守国法，纳赋服役，听从汗、贝勒统率，使用满语满文。服装发式亦须一律，妇女不得缠脚，男子皆要剃发留辫。这样一来，使原先来自不同地区、制度相异、习俗不一的几十万女真、蒙古、汉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除夕，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责明朝政府欺凌自己和广大女真的七条大罪。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背誓，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驱逐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并吞的哈达地区。“七大恨”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情合理的，对激励女真(满族)奋发图强，英勇冲杀，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乘隙突入”，轻取抚顺，连下东州、马根单等城堡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又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努尔哈赤厚待抚顺降将李永芳，将其从游击擢升副将，又以孙女嫁彼为妻，尊称为“抚顺额驸”，并赏赐降民大量牛、马、猪、犬、衣物、房、田，依照明制设官，令李永芳统管。 
        抚顺失陷，总兵战殁，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起用曾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和辽东巡抚的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宁远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调兵四方，议兵十万、饷三百万，准备大举征剿建州。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闰四月，辽东巡抚李维翰移咨朝鲜待机合剿，指责“建酋奴儿哈赤”“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总兵李如柏宣称：“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总管”、“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议定分兵四路，北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西路主将是山海总兵杜松，南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东路主将是总兵刘綖。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兵一万三千余及叶赫兵二千，号称四十七万，携带枪炮数万，约定分道出边，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早已探听到明军消息。面临大军围剿、有可能遭到灭门灭族之灾的危险形势，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和八旗子弟，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胸怀保家卫族的决心，誓死杀敌。努尔哈赤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他强调指出：“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土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首先迎战明军主力西路杜松部。建州知悉杜松“勇健绝伦”，决定设下埋伏，智胜勇取。当杜松领军二万余，日驰百余里，赶至浑河时，努尔哈赤已在山林深处埋下精兵，并遣人堵住上游，使河水突浅，一待杜松见水很浅而率军渡河时，后金军决堤，河水骤涨，“水深没肩”，明兵“没于河者几千人”。当明军拥挤过河后，伏兵突起，努尔哈赤带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和八旗大臣，统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杜松的兵力，勇猛冲杀，三月初一日，于萨尔浒(距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第二日，努尔哈赤又统军击败北路军，总兵马林仓皇逃遁。努尔哈赤坐镇赫图阿拉，遣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领兵迎击明勇将刘綖的东路军。当刘綖于三月初四日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时，后金军早已“设伏于山谷”，并遣一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即令箭)，驰至刘营，诱其速进，刘綖中计，匆忙前往，队不成列，一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綖，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从征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明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知悉兵败，奉杨镐命令，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臣、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 
        明金(清)之间的第一次大决战，由于满族领袖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和八旗健儿的奋勇冲杀，终于以明军在萨尔浒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新兴的满族避免了亡族之灾，迅速前进，后金国更加壮大了。 
        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三月的萨尔浒之战，使明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人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军威远扬，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士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