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

    
    戴笠还对中美合作所强化军统的通讯系统能力感到高兴。梅乐斯到达中国时，戴笠对电器设备的着迷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个中国秘密特务的头子在重庆十里路以外的一个由稻田环绕的荒废的农舍里建立了一个绝密实验室。实验室的整个部门全都涉及密写：用果汁在一小卷胶片上书写，一旦洗印出来便是正常的照片。还有一些装置完全是为了把普通的商业电台的接收机转变成发射机而设计的：藏在自来水笔里的电报员的发报键，设计成上海产雨伞的天线，等等。实验室还为军统的外勤特务复制了微型的美乐时牌（Minox）照相机，并把纵火物伪装成肥皂和药品等。梅乐斯的人员提供了更强大的无线电发射机和最新的电台侦收技术。他们到达歌乐山不久，便立刻架起了一台战地手提收发机，这台收发机需要稳定的120伏电源，电源来自一个发电机或采用重庆发电厂声名狼藉的不稳定供电。1943年5月以后，无线电侦收工作直接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候克姆（B.T.Holcomb）领导，他教授中美合作所的技术员们如何使用无线电方向测向器来侦查汉奸的电台，汉奸们用这些电台向日本人汇报陈纳德飞机从昆明起飞后的飞行目标。    
    蒋介石的军事总部也设立了测向器，以查找敌人的发射电台。这些测向器由魏大铭的上海训练组“三机无线电学校”毕业生操作。当然，正如我们看到的，戴笠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通讯人员，而且军统破译人员对日本空袭重庆发出的警报几乎无一例外地准确可靠。英国人对中国国民党的早期警报系统十分佩服，以至于他们想征得蒋介石的允许，建立一支由英国和中国秘密特务联合参与的特别情报机构。其结果便是“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成立，这个机构由周伟龙领导。
第二十二章 间谍信号情报
    但是，在中—缅—印战区的英国其他情报单位，特别是在墨尔本的军事情报主任，不愿意同戴笠分享信号情报，怕这些情报落到敌人手里。年6月11日，军事情报主任向英国驻重庆武官麦肯（Machin）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接着，在7月1日，战争部向墨尔本发报说：“我们充分意识到把情报交给中国人很不安全。印度、麦肯和我们都明白，给中国人的任何东西都会以某种方式最终到达日本人那里……麦肯收到情报后，既不重复，也不自动把它交给中国人。我们给他的都是绝密的情报，这些情报我们希望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知晓。”    
    六个月后，联合情报机构规定了一个总体方针：只给中国人“直接有助于其抗日战争”的军事情报。但这个政策似乎完全建立在由种族主义而引起的怀疑基础上。MI2(英国军事情报局二处)承认“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表明交给中国人的信息曾被泄漏”，并补充说：“但是，基于对一般中国人心理的了解，人们严重怀疑泄漏时有发生。”    
    1944年6月23日，麦肯给英国战争部发了一份密电，说中国人的军事情报主任郑介民递交给他一封何应钦给卡通·德·维阿特（Carton de Wiart）将军的信，建议在中方的领导下成立一个联合办事处来交换关于日本军事布署的情报。这个办事处同时还收集情报，并散发电台截收的电文，同时还把在中国战区进行活动的SIS（秘密情报特工）和SOE（特别行动执行队）的人员组织在一起。麦肯对郑解释说，第二种联合不可行，但他确曾建议实行第一个项目。不过，这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人的角色，他们一旦参与进来就有可能把他们“致命的嫉妒”也带进来。    
    印度战区的总司令部提醒战争部，它过去曾强烈反对这种情报合并活动，因为这会使中国人进入美英的信号情报系统。考虑到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对国民党情报系统不断向日本人泄漏信息的怀疑，这个联合办事处对印度战区总司令部和白厅来说，似乎都将是个极端的冒险行为。    
    然而，英国不想完全拒绝中国。白厅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决定，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中方会损害中英关系，于是相应提议建立一个中英结合的情报搜集机构，“其中不包括军事布署”。一旦SACSEA(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在1944年7月1日明确表示，英国不准备与中国人分享信号情报，中国人便开始对合作失去兴趣。虽然如此，SACSEA还是起草了在重庆建立一个中英联合情报搜集和交换局的协议，此机构的英方将向英国大使汇报。    
    对于有关这份协议的消息，美国人没有重视。8月3日，美国军事情报主任比塞尔（Bissell）将军告诉SACSEA，一旦这种协议生效，“美国情报机构便永远不会完全坦诚”。他还说，参加一个同中国人三心二意的联合情报行动对英国来说将是个错误，尤其是，这可能使国民党通过它来使美英之间产生不和。比塞尔坚持，绝不能让中国人看到这份章程。次日，也就是1944年8月4日，英国答应了美国的要求。白厅让SACSEA通知中国军事情报主任郑介民（当时他正在视察印度的情报工作），在目前的战局下不宜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搜集机构。相反，双方应当仅在中国现有的中英情报合作基础上进一步交换情报。郑将军在8月22日得到如此答复，“他接到这个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不满。”
第二十二章 间谍“曲线救国”
    盟国对大战中戴笠秘密特工的可靠性很怀疑，特别是军统与汪精卫傀儡秘密警察相勾结以后。当时，这种勾结被认为是国民党情报机构“曲线救国”的战略，即一方面公开与敌人的情报机构合作，另一方面在暗中把成千名低级双料特务渗透到日伪特务组织中去。    
    据中国大陆资料，这个曲线政策曾被蒋介石和戴笠秘密采纳过，时间是从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为统一的傀儡政府主席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间的某个时候。    
    实行“曲线救国”政策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军统南京情报组组长程克祥。1939年秋天，当汪精卫的“和平党”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壁垒森严的住宅里与影佐祯昭、犬养健（Inukai Ken）上校及日本特务机关梅花社的人员进行谈判时，程克祥开始铺垫与周佛海（政治委员会总书记，并在后来的汪伪政府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及他的内弟杨惺华（后来的汪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的关系。通过拉到的这些关系，程克祥成功地促成了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后来的汪伪税警总团长、汪伪安徽省省长，后又任南京司法部长）、熊剑东（后来的汪伪税警副总团长）投奔戴笠。程还说服了周佛海雇用彭盛木（军统南京情报组副组长）当他的机要秘书，使程克祥能够了解汪精卫与日本主子之间最机密的谈判。当汪伪政府1940年3月29日成立于南京后，彭盛木被任命为财政部顾问，继续为军统提供最机密的内部经济情报。    
    无须赘述，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双方得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情报交换，从而证实了盟国对戴笠与日本情报机关进行秘密交易的怀疑。    
    结果，对战争中最机密的情报，即已被美英破译的“极端电码”和“紫电码”，国民党当局被蒙在鼓里。而且，作为开罗会议四强之一，中国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后来的英美苏国家元首汇集的德黑兰会议上也是如此。    
    在南斯拉夫局势上成为罗斯福总统顾问的邓诺文将军，在开罗会议上首次亲身经历了“中国问题”。陈纳德和史迪威将军也在会上权衡这个“友谊工程”的利弊。1943年10月下旬，罗斯福曾命令邓诺文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收集政治情报。在开罗会议前夕，邓诺文向总统概述了中国的情报状况，他认为：“除非我们完全独立操作，独立于中国人及我们的其他盟国，否则我们美国的情报业务便无法开展。”罗斯福同意这个看法，并授权邓诺文告诉蒋总司令：“必须让我们独立行动。”
第二十二章 间谍邓诺文的访问
    这时，戴笠自己陷入了麻烦。一系列的事件使宋子文和蒋夫人对总司令的“间谍王”疏远起来，包括在国民党秘密警察机构里发现了康生的潜伏人员，在中国取消了特别行动执行队，以及华盛顿对军统采用盖世太保模式不断增长的抱怨，等等。结果，当“野比尔”邓诺文于1943年12月2日到达重庆时，他发现戴笠的地位已非坚不可摧。    
    尽管如此，邓诺文仍受到隆重欢迎，包括在重庆警察协会舞厅里举办的满场英语流利、舞姿娴熟女士的招待会。紧接着招待会的是在戴笠公馆里的宴会。邓诺文竭力保持清醒，但他完全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认为对方不过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情报工作概念的平庸的警察”而已。    
    邓诺文以他典型的直率告诉中国的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假如美国战略情报局得不到戴笠合作的保证，那他们将会独自在中国开展工作。戴笠听了勃然大怒，说：他将处死任何一个在中国领土上、在中美合作所以外活动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对此，邓诺文拍着桌子叫道：“你每杀一个我们的特工，我们就会杀死你们的一个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