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

也许正因为如此，沈醉在年仅20岁时便被戴笠选为总务处处长。    
    重庆稽查处被分成4个科。一科负责总务，设有事务、人事和文书三股。二科负责情报业务、侦探工作和航空检查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负责电讯的三科最为重要。这个科有40多名专业人员，都经过魏大铭的中央通讯处训练。    
    三科负责替重庆的军统部门购买所有的物资需求，这是非常花时间的事务。但他们主要的任务更加复杂，那就是监视重庆收发的所有电台信号。共产党人在办公处和《新华日报》的电台发射尤其受到监视。    
    四科是司法科，科长是徐钟奇和胡藻。徐是戴笠的同乡，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总是向他的上司汇报。这个科还负责警卫军统在重庆令人毛骨悚然的监狱。军统重庆站在望龙门的“看守所”是个臭名昭著的残酷监狱。这里关押的政治犯被指控的罪名非常微不足道：从偷听被认为“极端”的政治言论，到公开埋怨低工资和物价昂贵。而这些犯人又要受“老犯人”的欺压，后者手下有30多个犯人团伙，同他们的“头目”一起对其他犯人进行敲诈勒索，称为“孝敬”。    
    无须强调，在战时的重庆，望龙门的人员令人望而生畏。如果一个军统的特工在执行外勤任务时违法，遭到正常的司法部门问罪，他只需冷冷地说一声：“望龙门的”就完事了。只要他亮出了身份，这位特工以后上剧院便不用再买票，坐火车或乘船也无须花钱，甚至连逛妓院和鸦片馆都拒绝付账。    
    四科的办公处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连在一起，后者主要负责领导一组外勤特工员对学生组织进行渗透。但其主要任务由党政侦察组领导，对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和周恩来的住宅进行监视。但在这方面，他们并非完全成功。    
    外事侦察组在名义上属稽查处领导，但实际上受军统直接控制，由军统规定它的经费与活动。它的头目孔杰和吴润荪，同时也是重庆警察局外事科的科长，因为戴笠坚持：在城市内的外事工作得归属到一个领导之下。与此同时，它是个绝密的单位：必须穿过警察局正常的稽查处办公处，才能从其后门进入。    
    外事侦察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苏联大使馆、塔斯社和苏联商务代表团在重庆的活动。做外事工作的通讯员直接由军统高级官员控制，被认为是非常宝贵的人才。他们同时也与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和军统护照科科长曾广勋互相配合工作。    
    这个侦察组还有自己的一个三组，叫做“社会侦察组”，它由戚玉鳞领导，其行动常常不受军统总部的直接指挥。它奉命通过惩治抢劫之类的重型罪犯来促进“社会治安”。与其他组不同，三组的人总是随叫随到。它的组员部分由流氓或帮会分子组成，许多人是在武汉被招募来的。由于在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到重庆时，一大批武汉的小偷和扒手都跟着迁到此地，三组自己的前帮会分子在对付这部分地下分子方面，要比正规的警察局侦缉队更有效，虽然后者在重庆的黑社会中也有其自己的关系。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战时局面：“上游”的骗子们与正规的侦探大队密切合作，而“下游”的罪犯们则与社会侦察组暗中勾结。    
    最后，侦察组还监管十几个侦察所和30多个侦察哨。它的“外部”权力非同小可。稽查所的人员，往往为了检查某个嫌疑分子的行李，便可以随意搜察任何住宅和旅馆。而且，虽然车辆检查名义上是集中在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之下，但他们却能随意扣押任何车船。这成了在朝天门糖业公会楼稽查所人员可观的非法收入的来源。因为要负责水路交通，他们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检查所来监视往下游来的木材和其他货运船只。每条船的船长都知道，只要稽查所的官员坚持，他们就得把整船的货物卸下船检查。倒不如向他们行贿，当然这便成了非法的关税。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重庆警察侦缉大队
    虽然稽查处与统一检察处竞争，但它的真正劲敌是重庆警察局的侦缉大队。警察局长的职位由徐钟奇和唐毅轮流担任。徐与蒋介石有直接联系，而且通过取悦孔家二女儿孔令俊来讨好孔祥熙。唐毅虽然不是军统的人，但与戴笠非常接近。当戴笠在1941年10月要扩充侦缉队为大队时，他给唐毅局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任命曾经担任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沈醉当大队长。唐毅立刻邀请沈醉来接替侦缉队，这个任命还经过前柏克莱大学的学生、戴笠在内政部的特工酆裕坤的正式批准。这以后，沈醉便逐步地将侦缉队改编成了侦缉大队。    
    侦缉大队的花名册上共有170名侦探，若再加上他们的“跑腿”，总人数便可达1000人以上。在其固定人员中仅有10来名军统的基本干部，他们主要是一些与密探和黑社会罪犯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刑事罪犯侦探。他们在审讯中从不拷打犯人，而且用军统的秘密工作人员无法理解的帮会内行话进行。他们的许多会议都是在侦缉大队部大门口外面夫子池来龙巷的一家茶馆里开的。正规侦探在对付重庆的犯罪分子方面有出色的记录。    
    但在沈醉看来，这些侦探在从事秘密监视和政治控制方面无能透顶。于是这位新队长便将日常的警察任务交给副队长沈夕峰去管，而自己则把一小批文化程度较高的侦探集中起来组成直属队，专门收集“党政情报”。这意味着这批人被剥夺了敲诈勒索捞“油水”的机会，于是沈醉便采取对执行军统特别任务表现优秀的人发奖金的办法来予以弥补。    
    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侦缉大队的惯常业务而导致了沈醉的辞职。当警察局长唐毅的一些物品遭窃之后，他命令沈醉立刻把东西找回来。沈醉没有在侦缉队的赃物保管室里找到这些物品，他便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之后，两个窃贼自首，赃物也找到了。沈醉不知出于哪种心态，发出了一份正式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像重庆普通市民那样前来侦缉大队总部认领失物。唐毅感到受了侮辱，怒火万丈，派遣了他的一个手下来沈醉办公室。当此人正从口袋里往外掏唐毅的名片时，沈醉以为他是在掏枪，便立刻拔出了自己的手枪，而且把那人痛打了一顿。事后沈醉立刻跑到戴笠那里，向他汇报了事情经过。戴将军听完之后，马上下令把沈醉从警察局调出来，到警卫司令部稽查处工作。当地的报纸把这个调动当做是对沈醉做侦缉大队长有功，得到提拔的表现。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非正式的“前线”与“外勤”
    戴笠在重庆的非正式机构各式各样，其中包括一个叫做“裕民米店”，实为大米囤积库的连锁粮食商店，以及在珊瑚坝机场附近的飞虹照相馆这类偷拍有反蒋嫌疑的旅客照片的照相馆。    
    战时首都重庆的大多数饭馆老板都与军统有非正式的关系，但一些最大的则实际属于军统官员们掌管：皇后饭店是军统大特工许忠午开的（他还在打铜街开了一个舞厅）；邹容路上的新味腴餐厅和民生路上的味腴餐厅，为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所拥有；而凯歌归菜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李岳阳开设的，此地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此外，大多数旅馆的服务人员，尤其是在重庆最大的旅馆胜利大厦里的服务员，全都是军统特工开办的“跑二排”。    
    这些非正式的掩护机构和半特工们都由重庆特区（即渝特区）管辖。该特区负责外勤，而它的外勤人员直接向稽查处汇报。渝特区由姜绍谟任区长，区部设在老街32号，此地在战前是西南军政公署第二处办公处，现在是军统在当地行动的“丑恶网络”或“巨大的无形网络”的中心。该办公室有40到45名高级情报官员，他们掌管军统在全市的所有人员，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和一些从共产党那里过来的“叛徒”。特区本身被划分为5个地区组，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郊组办公处，它负责监视共产党红岩村和《新华日报》办事处。由于西郊组无力收集关于共产党在红岩村的情报，姜区长向沈醉建议向他的特工颁发枪支（正常情况下便衣外勤人员不佩带枪支），来诱惑共产党向他们开火。他说，这样，在混战之后，军统的人便可以冲进共产党的村子搜查他们的地盘。沈醉向他的上司汇报了这个计划，戴笠一听就火了，骂姜是“饭桶”，并指责沈醉本人赞同这种愚蠢的计划：“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主意！”    
    所以，对军统正规特工的实际政治监视，戴笠的总部会予以相对严格的控制。但军统在“外围分子”活跃的地方则比较放松，而他们几乎遍布重庆，这些到处都是的密探和间谍非常起劲地搜寻有“进步”嫌疑的人，以维持他们作为军统“跑二排”的微薄工资。这些毫无纪律的监视人不仅利用与军统遥远的关系来进行敲诈；而且他们知道，假如不能在一年里起码搞到一两份情报，他们就会被除名。结果，普通的市民人人自危，怕被告发，他们知道一出门就会被盯梢，而且，起码在他们探访亲友时，爱管闲事的邻居会把他们的出现报告给上级秘密警察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