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简史:黑暗时代

第27章


1938年,德国开始在奥地利修建3个大型航空发动机工厂,但是,由于进度严重滞后,它们直到1943年才投入生产。而且不久后,它们就在盟军的轰炸下成为了废墟。从整体上看,德国在军需物资的生产上只相当于英国这一个国家,而且在一段时期里,德国在飞机制造方面甚至远远落后于英国。后来,施佩尔确实大幅度地提高了德国的生产效率,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的。比如,在1944年,德国海军造船厂终于制造出了一种潜艇的原型机。这种潜艇能够长时间保持潜水状态,并且在敌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为电池充电。但是,这艘潜艇在但泽的首次亮相却闹了笑话,由于焊接不严,潜艇直接沉了底,德国人只能在夜里把它重新拖上码头。1944年,德国的飞机产量确实可观,但是德军极其缺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导致飞机飞不了多久就会被盟军打下来。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几乎都是刚刚从飞行训练学校毕业的新手,要不了一个月就会被打下来。对比这种情况,德国在1943年的生产能力还算能够满足战争的需要。这时的德国生产出了重型坦克,只是数量很有限。
  然而,尽管纳粹未能在经济上有效地利用他们在欧洲的占领区,但是在另一个罪恶的领域,他们却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1941年9月中旬,德军攻克基辅,俘虏了50余万苏联士兵,希特勒认为他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拉斯腾堡一片欢呼。正在此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出现了。希姆莱是纳粹精英力量党卫军的头目,德国的警察、德国占领区的安全保卫,所有的集中营都归他管。另外,阿道夫·艾希曼[233]掌管着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他负责处理与犹太人有关的事务。由于这些事务涉及机密,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具体讨论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推断,就在这年的9月,希姆莱和希特勒决定把犹太人从欧洲赶尽杀绝。毕竟,希特勒早在1939年1月的演讲中就说过,一旦把他激怒,他就会把犹太人消灭干净。只是,他当时的主要想法还是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或者让他们从大众的生活中消失(实际上,只有半数的德国犹太人离开了德国)。但是,在东欧的德国占领区,纳粹的做法就直截了当得多了。他们表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是一回事。在进攻苏联之前,希特勒也发布命令,说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都需要解决掉。在波兰,300万犹太人已经被赶进了少数人种聚居区。那里是一些拥挤不堪、肮脏破败的街区,里面疾病肆虐。纳粹的专门机构特别行动队到处屠杀犹太人。他们让犹太人在深沟边排成一列,然后开枪,让他们跌进沟里,这些深沟就成了巨大的坟墓。有时,当地的居民也会帮忙。他们憎恨共产主义者,所以有时候也会把共产主义者当作犹太人。从这时起,德国和德国所有占领区的犹太人就开始面临死亡的威胁。屠杀犹太人在操作层面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开始利用这一点来拖延时间。他们会问:犹太人的财产怎么处理?怎么认定谁是犹太人,谁不是?持有外国护照的犹太人怎么处理,等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42年1月,纳粹在柏林郊外的一处别墅里开了一个会,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正是在它前后,希特勒做出了灭绝犹太人的决定。这次会议为灭绝犹太人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犹太人的灾难于是开始蔓延开来。苏联和波兰的犹太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饿死或病死。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也扩展到了西欧,那里的犹太人将被关进波兰的集中营。在战争爆发前,纳粹的主要做法还是驱逐犹太人,他们认为犹太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比如黄色报刊、现代艺术、共产主义,等等。那些没有离开的犹太人要面对无穷无尽,或大或小的屈辱,比如不能购买鸟食喂食宠物鸟,不能接收来自国外的邮包,但他们肯定不会被杀害。然而,在万湖会议过后,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意图就非常清晰了。
  于是,大屠杀开始了。犹太人会被登记,然后再被火车送往东欧的目的地——里加[234]、明斯克,还有波兰的一些地方。在那里,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会被强迫劳动,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会受到“特别对待”。最后,纳粹开始使用毒气室,最著名的就是位于德波旧时边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1941年12月,第一批遭到驱逐的犹太人从德国来到集中营,随后被枪杀。从1942年春季起,纳粹开始清理波兰的少数人种聚居区,到1943年夏天,这些聚居区已经几乎空无一人。当时,离开这些区域的犹太人最终发动了一场暴动(他们从波兰抵抗者手中获得了手枪),一些幸存者设法隐藏在了聚居区的围墙外面。罗曼·波兰斯基[235]执导的电影《钢琴师》(The Pianist)就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刻画。在法国和意大利,尽管犹太人面临着邪恶的法律,但是由于有宗教机构和个人提供帮助,还有一些官员秘密地联合起来抵制驱逐命令(法国有几位信奉胡格诺教[236]的市长下发了假文件),他们大多还是生存了下来。比利时的犹太人受到了德国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的秘密保护。战后,法尔肯豪森受到审判,但随后得到了赦免。与法国的犹太人一样,比利时的犹太人也有很多办法逃避惩罚。或者也可以说,在比利时和法国,民众已经习惯于面对压迫和盘查。当被告知要建立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时候,他们想方设法避免这样做。在荷兰,崇尚诚实和有礼(北欧的文化特征)的民众建立了犹太居民委员会,他们顺从地把犹太人的姓名和地址交了上去。随后,这些犹太人逐渐被荷兰警察送到了死亡集中营。就是在荷兰这样一个反犹主义并不盛行的国家,一个因同情犹太人的遭遇而爆发大规模罢工抗议的国家,90%的犹太人惨遭厄运。1945年1月,犹太居民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聚会,庆祝他们成功地将犹太人团结在了一起(委员会成员也遭到驱逐,不过目的地是在布拉格附近的特莱西恩施塔特,这是一个特权集中营,是专门展示给红十字会检查员等人看的。返回荷兰后,他们遭到了通敌卖国的审判)。在保护犹太人方面,罗马教廷的表现比较谨慎,于是遭到了各方的批评。但希特勒至少说过一次,一旦战争结束,他的下一个敌人就是天主教会。而且,只要他一点头,他就可以让教皇不再保持中立。在信仰天主教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罗马教廷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成功地阻止了驱逐犹太人的行动。1944年,德军占领匈牙利,为了保护匈牙利的犹太人,教皇也进行了干预。
  一般认为,遭到屠杀的犹太人约有600万。但是,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毒气毒死、饿死,或者因过度劳累致死,这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死亡集中营,它还包含一个子集中营——莫诺维茨(Monowitz)集中营。莫诺威辛集中营里有一座化工厂(在今天的波兰,这座化工厂仍然在运转),法本公司(IGFarben)试图在这里制造合成橡胶(但是没有成功)。除了宝贵的犹太技术工人有可能活下来之外,其他犹太人基本上都在残酷中和绝望中死去。在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当中,纳粹医生把集中营里的囚犯用作实验研究,比如人体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寒冷和饥饿?或者在这样或那样的实验情境下,双胞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最著名的例子是约瑟夫·门格勒医生。门格勒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金茨堡的一个制造农用机械的天主教家庭,早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医学和人类学,后来到法兰克福跟随导师奥特马尔·冯·费许尔[237]男爵学习当时最为前沿的遗传学。随后,门格勒到东线战场做随军医生。1943年,在导师的鼓励下,门格勒进入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次,他成功地阻止了伤寒的扩散,这令他颇为得意(他用毒气毒死了所有受到感染的人,并且用焚尸炉把他们的遗体烧成了灰)。后来,门格勒开始疯狂地进行基因学实验,并为他的导师准备了一箱子骇人的实验标本,可他的导师并不认可他的实验结果,这使他非常难过。他不听家人的劝告,没有立即逃走(最后,他逃到了南美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开了一家名叫“门格勒”的药店)。对于纳粹所进行的人体实验,很多资深的医生都参与到了其中。门格勒的导师费许尔在战后的西德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丘吉尔曾警告世界,如果纳粹赢得了战争,他们不正当的科学研究就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黑暗。奥威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在希特勒的眼里,人类的未来就是2.5亿金黄色头发的人种在自我繁衍。
  “二战”结束后,有一个问题被经常问及,那就是,到底有多少德国普通民众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当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德国的时候,德国普通民众认为这是德国残杀犹太人而招致的报应和惩罚。在德国东部,民间也在传言,德军正在实施可怕的暴行。在被英军所俘虏的德军指挥官当中,这些消息也得到广泛传播(他们有时候会感到震惊,但并不总是这样)。对犹太人进行“最终处置”的细节很少有人知晓,德军对它们严格保密,比如使用“特别对待”这样的词汇来混淆视听。大多数残杀行动都需要各方的配合,有时还包括犹太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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