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风流

群众反映的市政二公司经理杨建华的问题，他不能不闻不问，但一管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这只能说明其中肯定有问题。
  阎鸿唤竟然如此对待他派去的检查团，太目空一切了。市委书记不代表市委，难道他阎鸿唤能代表市委、市政府？过去，自己对他太宽容了，才导致了他敢于和自己公开对抗。阎鸿唤这话是有意向人表明，凡阎鸿唤抓的工作就不容他人插手，包括市委书记也不能说个“不”字。这未免太狂妄了。他不能再容忍阎鸿唤这种行为，一定要把二公司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包括阎鸿唤本人的问题，像请客，巧立名目向企业摊派；还有不顾国格向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人伸手要钱等等问题。
  高伯年暴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感到愤懑和失望，他一生最大的政治错误，就是把阎鸿唤提拔到市长的位置上来。他没能较早地识破他。一切野心家都违背不了他们行为发展的规律，一旦时机成熟就取而代之。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急不可待，就铤而走险，抢班夺权。阎鸿唤这不是已经向他挑战了吗？阎鸿唤把他对他爱护、支持、忍让，全当作了无能，从而助长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他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分析着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即将出现的局面会十分复杂，在这方面，他应该比阎鸿唤表现得更富有经验，富有韬略。
  足足又过了半个小时，高伯年终于又拿起电话，拨到检查团的办公室。
  “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他说。
  “撤？……”对方刚刚向他的检查团团员们传达了市委书记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到一个小时，却又接到了截然相反的指示。
  “环线工程，中央很重视，市民们很关心，我们必须保证工程按时竣工。”
  “那二公司的问题……”对方还是不懂市委书记为什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问题跑不了。但现在这个时候，要防备杨建华之流撂挑子，制造停工，以此转移视线。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二公司的老问题跑不了，新问题还会有。等完工后，再一笔笔清查，那时，就不仅仅是杨建华的问题了。”
  高伯年放下电话。经过反复考虑，他做出这个决定，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万全之策。退一步，进两步，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是经常运用的策略。环线工程现在是市民的“兴奋点”，深得民心，而阎鸿唤则掌握着这个“点”的制控权。在工程快要竣工时，去揭露问题，群众不会买账，反而会造成工程的半途而废。群众现在盼着交通问题得到解决。盼着环线能改变城市面貌。打破了市民的梦，房子拆了，路修不出来，桥建成个半成品，市民的不满就会冲向他。甚至一些文人还会把他描绘成那种浅薄的、电视剧里某些阻挠改革的领导那种可憎嘴脸。阎鸿唤则成了遇到阻力的改革家。事情就怕，是与非混淆在一起。尤其在经济改革时期，很多问题无定论，说不准的情况下，提反对意见要慎重，要把握住时机，把握住社会心理变化的规律。任何一个大的变化，哪怕是件了不起的创举，在它进行过程中，都要伴随和孕育着一种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和谐，这些在人们追求它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反而视其为宝。但新的矛盾总要爆发，新的不和谐总要表现出来。当人们对新变化的新奇感到熟悉，并逐渐习以为常、失去兴趣的时候，就会重新用挑剔、审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人们会开始不满、指责，找出千百条理由否定它，包括那些他们曾经热情赞颂和推崇过的人。环线建设过程中，市民对它抱的期望过高，舆论宣传过重，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过多，牵动面过大。阎鸿唤这种集全市人民精力于一点的做法，本身就给环线建设的评价造成不利因素。只有等它全线通车，当道路管理，工程质量，环线工程投资资金紧张的时候，揭露借改革之机，用承包的形式，有人侵吞了国家大笔资财的问题，就具有了说服力。从而暴露阎鸿唤的所谓“高速度”和“锐意改革”的实质是什么。
  阎鸿唤可能会为他的一句话而撤走了检查团而自鸣得意。但他一定要让阎鸿唤为这个“胜利”付出应有的代价。
  为了不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高伯年准备立即写份报告，向中央和纪委如实反映发生在这座城市，发生在这些以改革家自居的中青年干部身上的问题，现在到了应该引起警惕的时候了。
  沈萍推门进来：“老高，我跟你商量个事。”
  她现在满脑子是女儿的婚事。前天，她找了外贸公司的经理，预定了一套进口家具，昨天又给海关负责人打了长途电话，让他设法处理几件海关没收的家用电器给她。至少要有彩电和冰箱两种，有音响、录像机更好。那个负责人上次动手术，是沈萍亲自为他组织的专家小组会诊，况且他又是高伯年的老部下，事儿再难办，他也得办，黄山大楼那套房子闲置了一年多，她本想找人去整修装饰一下，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她得让高婕在她这儿结婚，暂时住在这幢楼里，她也好照应一下女儿。沈萍已经觉察到张义民对高婕的态度有了变化，她有点儿放心不下。目前，她不想过分计较张义民的态度，等结了婚，她再以丈母娘的身份教训女婿，替女儿把和张义民的关系调理顺。她有这个把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剩下和老头子定定女儿的婚期了。
  “我想让高婕他们‘五一’结婚。”沈萍走到桌前。
  “你跟他们商量好了？”高伯年摊开稿纸，准备亲自写报告，不愿意让人干扰。
  “甭跟他们商量，他们肯定盼着早点儿。”
  “小婕同意了？”
  “你个糨糊脑瓜子，亏你天天早起遛早儿，耳聋，眼也不灵。告你吧，好几个晚上，张义民就没走，住在小婕屋里了。”沈萍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什么？！”高伯年由于恼怒，额上的青筋绷起来，“张义民他怎么敢……”
  “瞧你这副正人君子相，好像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小婕如果不同意，张义民他敢？过去小婕老看不上张义民，现在看情形，她是乐意了。什么事都得辩证地看，小婕和张义民一直交着朋友，这就不为过。所以，我才考虑早点儿让他们结婚，免得再出什么岔子，小婕可再经不住刺激了。”
  高伯年无话可说了。“好，那你就给办吧。”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对话。
  “你说得倒轻松。办，怎么办？为了让小婕心里高兴，得把婚事办得像个样。老百姓办事还得花几千块，摆十几桌呢。这次得把中央的，市里的老战友都请来，搞像样点。”
  “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我们是党的领导干部，能和一般群众比这些？现在正抓党风呢，我们不能带这个头。小婕的婚事，多听听张义民家里的意见，量力而行，不能铺张浪费，大操大办。我们得注意影响。”
  “你呀，整天在会议、文件里泡着。你也到社会上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不是咱们结婚那会儿，抱一床被来就算结了婚。现在的观念也不是五六十年代什么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现在讲究会挣会花、能挣能花的新生活方式。我们存点钱，还不是为了子女。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为她我全花了也舍得。我不用张义民办。不是让他把小婕娶走，而是我们娶他张义民。婚事我们办。张义民家也拿不出多少钱，还不是喝点酒，发块糖，闹闹哄哄就完了。我这次想让他们去黄山、庐山、张家界、九寨沟、三峡转一大圈，然后我们到青岛去等他们，在那里举行典礼。让小婕玩个痛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忘掉。”
  “好吧，好吧。你去办吧，怎么办全可以。”
  “我办？我全办就不跟你说了。你得跟各地方提前联系，让他们到哪儿都有个照顾。怎么，你别不耐烦，你是不是父亲，小婕是不是你女儿？”
  “我、我、我！！！”高伯年拍打着桌子，“你看不见我正在干什么！”
  沈萍连瞥也没瞥桌子上的稿纸：“谁管你干什么？干什么也是白干！你们这些人，有权也不会维护自己利益，左一个改革，右一个政策，一左一右就把权交给了别人。共产党打下了天下，现在，打天下的共产党人还没死，坐天下的就换了人。你到下面瞧瞧去，掌实权的还有几个正经共产党人。”
  “你胡说些什么？！”高伯年没料到引出沈萍这么一番话。
  “胡说？我们局五个局长，一个摘帽右派，一个五八年的归国华侨，一个民主人士，一个一直也入不了党的非党群众，一个六二年才毕业的大学生。党委书记的党龄还不到七年。这就是你们的干部路线，让有资格的，一心跟党走的党员靠边站。”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你不也是和平时期入党的嘛？”高伯年站起身，沈萍的话使他恼怒。
  “我没资格？对，你有吧！”沈萍冷笑一声，“可你离靠边站还远吗？你该明白了，手中有一天权，用与不用，结果都一样。谨小慎微也好，维护影响也好，廉洁奉公也好，铁面无私也好。到头来，都得离休，都摆脱不了你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冷落，你等着瞧吧。”妻子的话狠狠刺痛了高伯年，他颓唐地坐回到转椅上。
  沈萍不想再跟丈夫争论。她恨他的迂腐，没有他，事情她照样能办。她转身准备离开。这时，门边茶几上的电话铃响了，这是门卫通向这儿的内线电话。
  通过这个电话来访的人，都是些基层干部，亲戚朋友等不速之客，现在，高伯年不想接待任何人的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