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风流

阎鸿唤根本没有采纳他提出的修改意见，却反其道而行之，公然和他唱起了对台戏。阎鸿唤还懂不懂党的纪律，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
  “这个讲话不能代表市委，只能代表他自己。”高伯年对身边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说。
  “为什么？我看讲得很好嘛。”
  “我下午再向中央汇报，现在我要退场。”
  书记和副总理一起劝阻：“老高，要注意影响，有意见咱们今后慢慢交换，采取这种方式不好。”
  高伯年只好又气呼呼地坐下，但他脑子嗡嗡的，什么也听不进去。
  老队长装着一肚子闷气，憋在工棚里，靠着墙闭着眼像在打盹。其实，他的耳朵却在专心致志地听着外边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市长讲话。市长的话让他听着句句舒服，带劲儿。
  在工棚外警卫的战士，钻进工棚，推推老队长。
  “老师傅，可以出来了。”
  “可以出来了，这叫啥话？！”老队长睁开一双冒火的眼睛，怒视着面前的士兵，“可以出来了”这口气就像是恩施犯人放风。他可没蹲监狱。娘的，外边都人山人海的时候才放老子出去。老子还哪儿都不去了。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把睡在一边的工人向里推了推，索性挤着躺在床上。
  武警战士知道自己碰上了个倔老头，知趣地退出工棚。
  “……道路改造工程全部结束后，将形成合理的道路网络骨架，不仅解决了市内历史形成的南北不通、东西不畅的状况，而且把市区同郊县以及郊县之间连接起来。这样就为实现我市改造老区，建设新区，工业重点东移的总体布局打下了可靠基础。这样，市区就能大发展，郊县就能搞活，城乡就会协调发展，共同致富……我们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生活环境，而且直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我市将真正发挥出中心城市的作用，向开放型、外向型、轻加工型经济发展……只要全市人民同心同德，实干苦干，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座繁荣、美丽、整洁、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美好的图画，向往的神话就会变成现实……”
  老队长对市长讲的不能全听明白，但他听着觉得周身沸腾着一股热血。这时，工棚外突然爆发出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该是剪彩了吧？他越听心里越痒痒，便猛地坐起身。赌气，向他娘的谁赌气？大桥是他工程队建的，凭啥不大摇大摆地出去看看！如果他不赌气从大桥上下来，那龟孙子又能把他咋样？结果，偏拗这股劲儿，吃亏的还不是自己。奶奶的，这次不能犯傻了。
  老队长让老伴搀扶着走出工棚，只见无数只鸽子和气球，伴随着鼓乐和鞭炮声一起飞向天空。快三十年没见到这样的场面了。十年大庆，作为市劳模，他上过一次观礼台，但记忆中的场面，远不如这一次热闹。
  “快，快把屋里那帮小子们叫起来，睡个啥劲儿！这场面全是为咱表演的，你倒是快点去呀！”老队长惟恐他的工人们看不到，狠个劲儿地催老伴。有生以来，他几乎是第一次理直气壮，大声大气，豪迈地命令自己的“太上皇”。
  老伴儿顺从地跑进屋，一个挨一个地使劲推搡，头上汗都出来了，但没人醒过来。
  环线施工以来，谁也没睡过这么香甜的觉。今天早晨，他们不愿意离开工地，为的就是想看看通车典礼。他们在屋里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一睡着，就睡得沉沉的，大桥上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没有听到、见到。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梦乡里，比起世界上一切美好的向往，他们更迷恋自己现在的梦。
第二十二章
    一
  夜晚，城市到处张灯结彩，高大建筑物和一些公共场所都装饰上一串串彩灯。远远地望去，宛如一串串悬在空中或天上垂挂下来的硕大宝石、珍珠项链。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节日的气氛显得分外浓，各类演出，各种舞会，各大游艺场所，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爱好者。环线通车带给城市的喜悦，使市民喜气洋洋。
  厦门路222号门楼上方，也悬挂起两只大红灯笼。逢年过节，警卫班的战士都把它挂起来。今年“五一”节，值班门卫，没像往年那样在红灯笼上贴上“五一”两个黄纸剪字，而是遵从市委书记夫人的旨意，贴上了两个大大的字。而且战士们还换上了崭新的军装。———一会儿将有大批客人光临这座花园别墅，市委书记家要为女儿举办盛大的婚礼。
  沈萍今天格外忙碌。直到半个月前，她才决定，女儿的婚事就在本市办，婚礼就在自己家里举行。
  在这之前，她曾设计过两个方案，全被高婕、张义民和老头子否决了。
  她曾想让高婕旅游结婚，然后到青岛举行婚礼，这是一种受年轻人欢迎的结婚方式。偏偏高婕不同意，她哪儿也不想去。张义民又不好请假，他挑的担子不是想搁几天就能自己决定的。沈萍只好放弃这一想法。
  她又设计了第二种方案。在市委第一招待所为女儿举行婚礼。那里面的大餐厅正好可以举行仪式，并且能摆二十几桌酒席，这样可以把女儿的婚礼搞得气派一些。伯年是市委书记，市里各方面的领导和平日里给自家提供方便、帮过忙的老朋友，足有二百多人。这样办，钱是要多花些，但这也是一项感情投资。老高平日死死板板的，难免得罪一些同志，趁婚礼也好为他笼络笼络感情。谁又知将来能用上谁呢？更何况，老高离休为时不会太远。在位时高朋满座，离位后未必不庭院冷落。何不借机热闹热闹，让女儿的心里得到点安慰，也给女婿增添些荣耀。今后孩子们的成长进步，还得靠这些人配合帮助呢。她算了算，其实也花费不了太多的钱，市委招待所是专门招待市里客人的，用不着租场费和服务费，宴席也只收成本费。而且还有国家补贴，外边饭店三百元一桌的宴席，这里也就收五十元。当然要想按这个价格办，需要老头子出面。但她刚一提出这个方案，高伯年就坚决反对。
  依高伯年的意见，就在家里摆上两桌，请请老战友，再加上张义民一家人，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沈萍不依，她坚持要办出一个大场面。她结婚时，发了几块糖，把被子一挪窝，太窝囊了。什么影响不影响的，时代不同了。她决定就在家办，并且不跟高伯年商量，发出了一百多张请柬。
  她把市委招待所的厨师和服务员请来帮忙；采买工作交给了商业局副局长；借餐桌、碗筷、酒具的活派给了市委办公厅的一位处长；婚礼布置她调来了警卫班的几个战士，指挥当然由她亲自担任。
  高伯年参加完通车典礼后，就一直呆在楼上，楼下沈萍的忙碌和女儿的婚礼，他丝毫没有心思过问。
  他原打算，通车典礼之后与中央领导认真地谈一谈。中午北京却来了紧急电话，说有重要会议，要求两位领导同志立即回去，与他的谈话，只好推迟。
  “伯年同志，这两年你们市各方面工作成绩都很大，基本路子是正确的，你要多支持鸿唤的工作。”
  “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重要的是要看哪个意见更有利于推动改革。”
  两位中央领导与他分别时讲的这两句话，他越琢磨，越觉得对他带有批评的意味。这种明显的偏袒，让他很不舒服。这口闷气堵在心里，搅得他心烦意乱。
  沈萍却一趟又一趟上楼找他的麻烦。
  “你可真坐得住，人家警卫班的同志在下面帮忙，你当书记的该下去慰问慰问，说几句感谢的话。”
  “平时不该代表我办的事，你乱代表，现在你能代表我说几句，你又不代表了。”
  沈萍没工夫和他争辩，下楼去了。十多分钟后又走上楼来：“厨师来了，人家是冲你才登门帮忙的，你去看一眼。”
  “不去！谁请来的佛谁拜！”
  沈萍狠狠瞪了他一眼，气哼哼地走了。
  最后一次，沈萍破门而入，终于把高伯年惹火了。
  “谁让你搞这套？你瞧瞧厦门路222号哪家像你这样？”
  “我怎么了？徐克给儿子结婚，不也是热热闹闹的！”
  “你和徐援朝比？徐援朝判刑了，你也想让你的孩子判刑？”
  一句话把沈萍也惹火了。
  “你还好意思提援朝判刑的事？现在社会上一些人专门找干部子女的毛病，有屁大的事就给嚷嚷得满城风雨，好像我们的子女全是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的人。干部子女犯了点错，就恨不得加重惩罚，枪毙了才好。徐援朝他们无非是想多弄点钱，现在社会上谁不想着钱？到处捞钱的有的是，你们怎么不管？那些个体户，两三年就成了十万富翁、百万富翁，那门道能正吗？对那些流里流气的小流氓你们束手无策，还一个劲儿地支持，对这些革命后代倒认起真来。”
  “谁犯了法都要治罪的。”高伯年忿忿地回击沈萍。
  “我真看不透！你要抓，你的监狱装得下吗？而且你敢抓吗？援朝的案子，阎鸿唤一拍板，你连句话都不敢说了。阎鸿唤没扛过枪，一个普通干部提上来的，没有是非原则，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你呢？你可跟徐克是老战友，你的感情也没有了？我看一会儿见到老徐你怎么交代？”
  沈萍又像往日发脾气时高喉咙大嗓门地嚷起来，高伯年只好把自己想嚷的话憋回去。他克制住自己，妇人之见，不必计较。
  “记住，徐克来时，千万不要提起徐力里和徐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