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在侯庄回汉民打群架时，有的汉民把血淋淋的猪头，挂到清真寺的大门上，引起全村回民的激愤，从而发生了械斗，双方互有伤亡。对这类小打小闹的事，如能及时调解，本不难和平解决；但有些村干部“激情”有余而政治水平不足，有的干部也抱有偏见，排解纠纷时很不公正，以致旧怨未消又添新仇，事端不断。而这时，丁溪野早已离开了沧州地区，并已到了延安，正在延安以北数百里、位于陕北最西北角的定边的中央民族学院教书，所有这些纷争，都与他八百杆子也挨不着。    
  但是，急于想立“政治大功”的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照样两次派人去哈尔滨“查办”。“查办”的惟一结果，是让已经成为哈尔滨市园林工人的丁溪野，于1965年退休。    
  第二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倒给沧州地区原“四清”工作总团的一些人，又点了抢立“政治大功”的希望之火。    
  1966年8月的一天中午，全家已迁回哈尔滨、本人亦已在哈市园林处退休的丁溪野，正与一家人在家吃午饭，突然闯进去几个陌生人，口称“调查问题”，要找丁溪野谈谈。丁溪野没有半点犹疑，立即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随着这几个陌生人出了家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    
  一家人有过“三反”期间丁溪野被逮捕、全家人被赶下农村的伤痛，这时不禁更加忧痛。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又被弄到何处去。不久，他们全家人就接到哈市“革命派”的通知，说他们全都成了“反革命家属”，随之被勒令赶往农村，而且一年之内被逼着搬了三次家。丁溪野的老伴刘兰田领着三个不成年的孩子挤在一间不能开窗的泥土小屋里，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们要去生产队劳动，生产队说他们是“反革命家属”,不给安排活。两个小男孩被称为“反革命狗崽子”，别人要骂就骂、想打就打，小学没念完就被赶出了学校。更不能让他们忍受的是每隔三五天，他们家就要遭到一次半夜三更“查户口”的惊扰。这些人来到屋跟前，先在外面把门窗敲得震天响，闯进了屋子就用手电筒到处乱照乱翻，已快六十岁的刘兰田被吓得小便失禁；每被惊吓一次，她好几天都不能恢复常态。每次“查户口”的人一离开，全家人就抱在一起痛哭，常常哭到天明。丁溪野的大女儿丁威和她的两个弟弟常常忧伤自语：爸爸到底去了哪儿？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他们的爸爸已被关进了沧州地区黄骅县公安局监狱，同年12月15日转为正式逮捕。黄骅县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他进行了长时期的封建法西斯式的审讯逼供；不但狠抓“伊玛尼党”不放，还搞出一个“回教国运动”。这“回教国”“国王”就是丁铁石，“总理”是丁坚，“国旗、国歌”也都齐备了，“国都”将设在兰州。    
  这消息传到了装甲兵，装甲兵“斗罗筹备处”的造反派头头们如获至宝，很想在“伊玛尼党案”上“扩大战果”，给当年主持全国公安工作的罗瑞卿，扣上“包庇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的特大罪名。他们这个计谋，得到了后来成为“四人帮”分子的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以及“夺权”后由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成了全院第一把手的宋昆的全力支持。他们让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牵头，并让这个科研院的计划处长，装甲兵学“毛著”的尖子田永兴中校，担任这个“专案的”总组长，会同哈尔滨市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军管会等，发动哈尔滨市公安局、丁坚担任副秘书长的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丁坚的妻子李葵南担任主治医师的哈尔滨市立第二医院，丁溪野的老战友刘桂轩当经理的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丁铁石的妻子白琴担任副院长的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已改称“反帝医院”）等单位的造反派，纷纷成立专案组，对丁溪野、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以及丁铁石和丁溪野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刘桂轩、周绍先、刘殿云阿訇等人，一一进行专案审查批斗。    
  1968年1月15日，田永兴率领一帮打手急匆匆赶往哈尔滨。一到那儿，他就摆出手捧尚方宝剑的架势，自称是中央军委的处长、“伊玛尼党案”联合专案组总组长，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负责接待的。他要求哈尔滨市军管会协助他，将已是哈尔滨市体委副秘书长的丁坚“逮捕归案”。    
  其实这时候的丁坚，早已身陷囚牢。1966年冬天，全国各地体委都被说成是“贺龙黑线”而被军管，哈尔滨市体委被下放到哈尔滨东北二百多里地的通河县查林河农场参加“斗批改”，丁坚由于原也是哈市体委的一员，也被从哈市监狱押转到通河县监狱。1967年春节前，监狱检查监房，把所有人犯都扒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在雪地里躺二十分钟。一个名叫“袁小五”的犯人被冻得犯了抽风病。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妈拉个巴子，这疙瘩也都是法西斯，把我们也像卓娅那样放在雪地里冻！”可是就这么残酷折磨，丁坚还是什么也不说。    
  丁坚被从通河县又押回哈尔滨监狱，田永兴立即命令打手们给他戴上背铐，整整一个星期未松一丝一扣。丁坚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得靠同牢房囚犯们七手八脚地帮忙。尽管如此，田永兴对他的白天黑夜地连续审讯逼供，还是一无所获。    
  田永兴不甘心，想从另一个人的身上打开“突破口”。这个人就是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经理刘桂轩。他1940年才十来岁，在丁溪野的动员下，就随其父亲刘殿云阿訇一道参加了革命，1944年又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介绍，随丁溪野到陕北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45年日寇投降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作，“文革”前就已担任废品收购公司经理。    
  1968年5月，田永兴率领一帮穿着现役军人服装的打手第二次到了哈尔滨，立即召开大会斗争刘桂轩。他强迫刘桂轩作九十度以上的“喷气式”，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导致刘桂轩心脏病急性复发而栽倒在地，脸白得像一张纸。就在这人命关天的危急情况下，田永兴照常阴阳怪气地吆喝了一声，打手们一齐上，对刘桂轩拳打脚踢，骂他“装死”、“装孙子”。被强制参加斗争会的废品公司职工当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进行抢救，田永兴却坚决不允许。不一会儿，刘桂轩就停止了呼吸。    
  活活整死一个人，就像弄死一只小猫小狗，田永兴根本不往心里去。他却身又去哈尔滨市的第二医院，组织人马批斗丁坚的妻子――第二医院主治医师李葵南。李葵南十多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很快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白求恩卫生学校(即如今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初创时期的学员。她哪儿怕田永兴的横眉立眼、狠声狠气?    
  1968年6月15日，田永兴就将李葵南抓进了监狱，像对待她的丈夫一样，也对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医生戴起了背铐，一戴就是九天九夜。他骂她是“丁坚同伙，铁嘴钢牙”，但他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他觉得，还是应当把“突击的重点”放在丁溪野身上。他推断：只要这个“伊玛尼党党魁”能招供，这整个“族字三号案”就会迎刃而解。他遂率领得力打手苏金泉等人，从哈尔滨一竿子直插河北省沧州地区的黄骅县，突出审讯丁溪野。    
  他们常常用一根细铁丝吊着一块老沉的大铁牌，挂在丁溪野的脖子上，再逼他做大弯腰的“喷气式”，一个多钟头，都不让他直直腰抬抬头，有时丁溪野被整得昏倒在地。他们就冲上去拳脚交加。如果丁溪野还没有醒来，他们就骂他“装死”，向他的脸上身上泼凉水。待他苏醒后，让他再做“喷气式”连续批斗。    
  这种模式的批斗，有时一连几天地周而复始，形成冷酷的车轮大战。田永兴和他的打手们轮班休息、吃饭、喝水，而让丁溪野只有一直弯腰低头挨斗的份儿。一天只给他吃一顿饭，连他站着迷糊一会儿也要打得他跟头踉跄。丁溪野口干舌燥得说不出话。他想要喝一口水，他们倒了一杯水却不让他沾嘴唇，说是除非他说出他们要他说的那些话。但丁溪野硬是没有说出他们所需要他说出的任何一个字。    
  这样轮番逼供一个多月，田永兴等人空手而归，黄骅县公安局的专案组继续强逼。终于，丁溪野精力耗尽，由眩晕病倒发展到腹水鼓胀，生命垂危。这“敌情”传到了北京，装甲兵专家组的总指挥――装甲兵后勤部政委周正和装甲兵政治部保卫部长薛振光立即提示专案组：“千万不能让丁溪野就这么死了，一定要从他的口中搞出口供来!”    
  田永兴闻命，即刻率领一些打手再度奔往黄骅县。他命令黄骅县监狱的医生给丁溪野注射强心针，等他刚刚睁开了昏花眼就叫他招供。但是丁溪野依旧没有说出一个字，直到咽了气。    
  这是1968年10月20日。田永兴连忙布置封锁消息，不准向丁溪野的隶属单位和同样也没“招认”一个字的丁氏大家族的任何人传递丁溪野的死讯，以便向他们和一切有“连带关系的人”“继续深挖”；同时，他与黄骅县公安局共同“研究”，给这个“顽抗到底”、“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伊玛尼党党魁”，判了个“有期徒刑”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