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应为曾镜冰同志的“内奸嫌疑”平反，恢复名誉。这一专案应予撤销。凡属受此案株连的原闽浙赣区党委的其他领导人和干部群众，也应同时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83年6月22日，中央批准了福建省委的这个《请示报告》，并撤销过去有关撤销曾镜冰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务的决定。省委随即将中央的这一决定及省委的《请示报告》印发全省。这样，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的“内奸嫌疑”区分清楚了。    
  对于第三个大案的解决，福建省委于1983年5月29日，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对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审查结论作部分修改的通知》。《通知》说：1951年2月，省委由于发现了陈华叛党的问题而决定对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的成员进行审查，是必要的。审查后，把陈华个人问题与这个组织加以区别，确认这个组织“不属于红旗反革命，而是我党的组织”，这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这一案件的审查，是在解放初期进行的，受到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又由于在审查中对解放战争前夕斗争形势和白区工作的特点研究不够，因此对这个组织在斗争过程中的某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安溪中心县委在领导1949年2月到10月这8个月的斗争中，其政策和路线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党的方针原则、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领导问题等等也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其思想作风是非无产阶级的，以致党政军民的组织不纯是十分严重的。《通知》说，这部分结论是错误的，应予撤销。对受其影响而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应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地落实政策。    
  随着三大案件的公正了结，福建全省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对提出申诉的四千四百四十一件涉及地下党人员的刑事和党纪政纪案件进行了复查。到1983年年底复查结案的就有二千二百五十三件，其中予以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达一千七百一十件，占复查结案数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九。同时，承认了福州地区的东岭工委及东岭游击队、厦门市的原闽中地下党厦门省立医院支部、宁化县的闽宁游击大队；恢复了一千四百七十八名确曾入党、间隔多年仍具备党员条件的党员的党籍。    
  但是，由于“文革”灾难及“清查”的扩大化，搅翻了建国初期军队、老区、地下党干部会师时的“五湖四海”，不少单位领导班子的组成，出现了“清一色”――只选用来自一个方面或“文革”中同一个观点的干部――“表面无山暗有礁”，对地下党一些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仍然难上加难……
  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胡耀邦再作批示：抓紧进一步解决
  1983年冬天，从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退到二线、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江一真，到福建调查山区经济。这对他来说，大有落叶归根之感。    
  他出生于闽西连城县，1927年十二岁就参加了革命。全国解放后，他曾回到福建工作了十几年，担任过省政协主席、省长和省委书记，人熟地熟山水熟。所以他这次一踏上故土，省委机关就有不少人对他说：中央三令五申选用“四化”干部，可我们闽南原来地下党培养的几百名大学生党员，眼看宝贵的年华就要耽误光了，你能不能想些办法关心一下?    
  江一真是个“肚子里打灯笼”、心地亮堂的直肠人。他就听不得有人受委屈“弯弯肠子”的事。前文平反“伊玛尼党”案过程中，以他为主的河北省委，立即撤掉顶着不办的沧州地委副书记张庆祥的职，就是一个例子。这次回到老家突闻还有一大批同志受冤，他那“山区经济”也就暂搁一边了，立即转入对这几百名“老大学生党员”的调查。    
  他调查了两个多月，调查得很细。他发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在厦门大学、从上海转到福建的暨南大学和其他许多大专院校及中学，培养和发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其中大专学生五百五十余名。他们大都学有专长。江一真对这五百五十余名大专学历的原地下党员，调查了其中的三百五十一人，其所学专业分别有国际贸易、工商管理、财政金融、工程技术等二十多种。他们当年都曾长期开展对敌斗争，建立了游击武装，最后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厦门和闽南各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后，由于相继发生了本文前面提到的三大案件的株连影响，加上历次的政治“运动”，原来这些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党员，特别又有海外、台湾、港澳关系的同志，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有些同志被整死整残废；有些同志一直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和控制使用，几乎谈不上积极发挥他们本来可能发挥的聪明才智。    
  这当中使江一真感到特别悲怆动情的，是其中多数人因为屡屡挨整，级别偏低，生活十分艰难，特别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后不久，从上海匆匆搬迁到闽北建阳的暨南大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在抗战前就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如论资排辈，他们全都应纳入“土地革命战争”或“红军时代”序列的老干部。可是后来许多人竟被打成了“叛徒、内奸、特务”，直到八十年代初，对他们既不平反，也不很好地使用。有的是几十年前的老教授，才行政二十四级，比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还低两级，每月所得，与省委机关打扫院子的清洁工差不多。    
  江一真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些同志是福建地下党员，如果早早离开了福建，则往往没有遭到这种身心备受凌辱的厄运。如原来同是厦门大学城工部党员而早早去北京工作的十一人，多数已成了部队师级、政府局级干部，毫无缺吃少穿之虞。有些出走海外的，更成了颇有影响的学者名流。而留下来的这些“死忠臣”，则混到了任人欺凌踩压、讨吃要饭的地步!可是他们绝大多数都历经磨难而对党忠诚，工作兢兢业业，善于联系群众，一般身体都还健康，还可继续为党工作一段时间。江一真觉得，福建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还是党的政策落实得不够，特别是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策的落实，还急需继续努力快抓、抓好。    
  江一真回到北京后，迅速写出了《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于1984年3月10日送交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并报胡耀邦。    
  胡耀邦在3月14日对这将近三千字的建议作了九处批注，除标点符号共二百六十字――    
  在“这些组织在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其他大专院校、中学，培养并发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其中大专学生五百五十余名”处，耀邦注：“请注意!”    
  在谈到“多数人屡屡挨整，级别偏低，有的生活困难”处，耀邦注：“要重视这种情况!”    
  在提到“不少人学有专长……三分之一以上有亲友在海外、港澳、台湾”处，耀邦批注：“要一个一个了解一下，凡属真有专长身体又好的人，要吸收他们参加搞侨务工作、对外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教育文化工作。”    
  在“政治上对原闽南地下党组织的形象和作用要做出正确评价”处，耀邦注：“两三句话就讲清楚了!”    
  在“六十岁能上能下的，一般可不在第一线担任实质性工作，但应在二三线如顾问、人大、政协以及侨务、外经、外留等战线妥善安排”处，耀邦注：“分别几种情况，加以调整安排是对的。”    
  在“这些同志中的冤假错案，尚未平反的应尽快彻底平反，还未恢复自由的应尽快恢复”处，耀邦注：“要快刀斩乱麻!只要不搞繁琐哲学，纠缠细微末节，几天时间就可解决。”    
  对“1982年以前工资级别一直没有调整过，目前工资又确实偏低的，建议拨出专项指标，给予调整解决，有的可多调两级”的建议，耀邦批注得更细更感人：“搞了几十年革命，受了半辈子委屈，现在在待遇上调高两三级，人不多，花不了几个钱。省委就可以定!”    
  对“工作有需要和有条件去港澳、台湾、国外的，可安排他们出去，有条件和必要的还可长期在外工作和居住”的建议，耀邦也批注得相当细致：“只要有条件，而且本人愿意，完全可以去。去时还可送点安家费。在国外多有些故乡人，好处很多。这方面也要进一步破除保守思想。”    
  最后，对这整个建议书，耀邦批了这两句和日期：“转一波同志阅后转野苹同志。请中组部协同福建抓紧进一步解决。三月十四日。”    
  3月17日，薄一波在“一波”二字上画了个圈，以示“圈阅”。    
  福建省委的同志看到了耀邦的这个批件复印奔走相告：“密密麻麻，大快人心!”他们都认为这是党中央对福建党、福建知识分子的最大关怀，必须不折不扣地火速照办。    
  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境地，有个别有心机的人，竟利用几个高干子女对党的历史，尤其对福建地下党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不甚了然的弱点，怂恿他们向正在福建检查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告省委书记的状，说什么中央早有规定，平反只是政治上的平反；而省委书记却独出心裁，要给这些人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而且还要给他们一下提高三四级，这也太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