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阅读

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梁先生喟然，直送我们到电梯前，握手而别。 
  
  原载1989年3月21日《 光明日报 》     
  附记：此文初刊至今，转眼已十六年。2005年6月11日上午，梁漱溟先生长公子培宽兄来舍，我们谈起历史的诡谲，先人的高谊，自然也谈到这篇文章。我对梁先生的直言和明白真相后的友好，深表敬意。培宽兄认为冯先生对待友人批评的坦荡态度难能可贵。他说《 
订正 》一文翔实可信，并问及院中三松变迁的情况。我们都为旧松虽枯总有新松来接替而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清楚了许多，然而距本来面目似乎还远。   
  2005年8月24日         
  
第19节：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1)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   
  本来以为有些事是永不会忘记的。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竟然不只少了当时那种泉喷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渐渐模糊了。写这文章，原拟以六六年某月某日为题的，自己记不得，便去问人。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触动心灵的创伤；有人说，当时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如何记得。于是只好用这样冗长的一个题目。 
  
  不是为了忘却，却渐渐要忘却了。不免惊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当时的情景？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约三个月了。当时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阵营，革命群众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为了提高斗争技术，各单位间互相串连观摩，钻研怎样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钻研某种技术，要有发明创造一样。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读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时便常想卡君的小说《 
在流放地 》，那杀人机器也是经过精心钻研制成的。   
  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概是仅次于北大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如赶集一般。院中一个大席棚，是练兵习武之所，常常有斗争会。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还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喷气式等简易刑法。 
  
  那时两派已兴。两派都去找中央领导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张小字报上看见一派访某领导同志的记录。那位领导说，你们是学部的？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为这句话暗自笑了半天。"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杀人！都是研究杀人的！"这样想，是因我是斗争对象，若属于相反的那一类，大概我也会"研究"，因为那是任务。 
  
  斗争形式不断发展，这也是研究的结果罢。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批判何其芳的大会，学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会在吉祥剧院举行。头一天发票，票不敷发，有的难友没有得到。会后才知，不让参加，实在是很大的"照顾"和"保护"。   
  那天很热。记得我穿着短袖衬衫，坐在剧场的左后方。场中人很快坐满，除了学部的群众，还有北大、作协的人来取经助阵。   
  不记得哪位主持会。不记得也好。   
  何其芳在几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台来，垂头站在台上。他身穿七零八落的纸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声势吓人。   
  何其芳开始检讨。没有说几句，便有人按头。总嫌他弯腰不够深，直把他按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挣扎，都起不来。   
  "我有错，我有错 --"他的四川话在剧场（ 应该说是刑场 ）中颤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着捡起来，仍跪在地下。   
  直到现在，我认为，还是没有一篇研究《 红楼梦 》的文章超过其芳同志的那一篇。直到现在，中、外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仍在怀念他的领导与教诲。而那美丽的《 
画梦录 》，又是怎样地感染着我呵!   
  这样的人，跪在地下!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的人跪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说，我有错，我有错!   
  "文革"开始时，便在批判何其芳了。开过好几次所谓的党员大会，吸收群众参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处境 ( 当时谁又了解自己的处境! 
)，仍在据理力争，滔滔而辩。有一个系背带的瘦高个儿，把他推搡了几次。我当时坐在门边，和一位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同事小声议论："为什么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们站起来说!"但我们没有站起来说。我们腼腆，不习惯当众讲话，我们太懦怯!那位同事还说，得学着说话辩论，不然被坏人掌了权怎么办!其实真理不是愈辩愈明，理早铸好了，铸成一个个通红的罪名，不断地烫在人脸上! 
        
第20节：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2)         
  两位陪斗者被推了上来，俞平伯和余冠英。他们也穿着纸做的戏衣，头上还戴着有翅的纸纱帽，脚步踉跄，站立不稳，立刻成为声震屋瓦的口号打倒的对象。   
  剧场左门出现骚动。"打倒邵荃麟!"几个人高喊。他们押着瘦骨嶙峋的荃麟走上台去。荃麟因中间人物论获罪后，不再任作协领导，调到外文所任研究员，但仍在作协接受批判。学部开大会，捉他来斗，自是应该。 
  
  好像有几个批判发言。我相信绝大多数出于革命热情。发言者声嘶力竭地叫喊一番，喊过了，仍让何其芳检讨。   
  其芳同志仍跪着，声音断断续续，提到对《 红楼梦 》的看法，也算一大罪行。"站起来说!"有人喝叫。待他勉强站起来，又扑上去几个汉子，按头折臂，直按到他又跪下。 
  
  让他站起，是为了按他跪下!   
  这样几次。又把另外几位折腾一阵，似乎不新鲜了，便呼叫大批陪斗的人。   
  "冯至！"冯先生上了台。外文所一次批斗会后，曾让"对象"们鸣锣绕圈，冯至打头，我在最后。看来愈绕处境愈惨，是永远绕不出去了。   
  "贾芝！"一人一手按头，一手扭住手臂。他坐着喷气式上了台。   
  剧场中杀气腾腾，口号声此起彼落。在这一片喧闹下面，我感到极深的沉默，血淋淋的沉默。   
  很快满台黑压压一片，他们都戴上纸糊高帽，写着是哪一种罪人。比起戴痰盂尿罐的，毕竟文明多了。   
  学术权威大都叫过后，叫到一些科室负责人和被认为是铁杆老保的人。"牟怀真！"这是外文所图书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个造反派看见了我。   
  "冯钟璞！"他大叫。   
  我不等第二声，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尽量弯着身子，像一条虫。上了台，发现天幕后摆着剩下的几顶高帽子，没有我的。事先没想到叫我。   
  "快糊！"有人低声说。   
  有人把我们挨个儿认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个念头，尽量弯得合格，尽量把自己缩小。   
  过了些时，眼前的许多脚慢慢移动起来。"牛鬼蛇神"们排着队到麦克风前自报家门，便可下台了。   
  我听见许多熟悉的声音，声音都很平静。   
  轮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那时把学不够深、位不够高而又欲加之罪的人，称做三反分子。三反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也。我走到麦克风前如此报了名。台下好几个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帽子，见白纸黑字，写着"冯友兰的女儿"。 
  
  冯友兰的女儿又说明什么呢？   
  我积极地自加形容词："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的女儿。"台下不再嚷叫。这女儿的身份原来比三反分子更重要。         
   
第21节：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3)         
  下台时没有折磨。台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着人们注意。我从太平门出来，发现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庆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岂不要经官发卖!这样想着，眼前的东华门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冯钟璞！"怯怯的声音。原来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转。"顶银胡同在哪里？我找不到。"顶银胡同某号是作协的监房，他要回监去。   
  "荃麟同志!"我低声说，"你身体好吗？"他脸上有一个笑容，看去很平静，望着我似乎想说什么，说出来的仍是"顶银胡同在哪里？"   
  我引他走了十几步，指给他方向，看着他那好像随时要摔倒的身影，混进人群中去了。   
  我不只继承了"反动"的血液，也和众多"反动"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看着我长大。荃麟卸职前，总是鼓励我写作，并为我向《 世界文学 》请过创作假。   
  而这些敬爱的师长，连同我的父亲和我自己，一个个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