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

’。相比于对汪的先誉后毁，诗人、古文名家林庚白的遭遇似乎更为不幸。“林庚白参加南社，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日，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高度近视，行动不
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郑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亚子》) 
  成功地参与组织、筹建南社，并出任首任书记是柳亚子一生中第一个重大事件。苏州虎丘张东阳祠内效仿复社前辈风流的那次匆匆聚集，标志着这个貌不惊人的乡村秀才从此开始正式在国人的文化和政治视线中亮相。尽管山塘的画舫笙歌与分湖的渔笛野航景色殊异，但由于大部分准备工作始于此地，加上中国文人所独擅的成名后喜欢对家乡景物夸大其辞的惯用手法，因此后者在柳的笔下一直被形容为类似孔明的隆中，严光的富春江，毛泽东的井冈山那样具有传奇色彩的藏龙卧虎之地。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响柳爱屋及乌地将它说成是“吴越间巨浸”。前不久当我在那里实地踏勘，怀古凭吊，对这一点的印象应该说尤为深刻。当然，同样让人感触良深的也许还有这座位于苏南经济开发区中枢的知名小镇与周围热浪朝天的富裕景象极不相谐的落后与清贫。当晚投宿柳故宅周寿恩堂隔壁那家据说是全镇惟一的旅馆，当我被告知最好的双人间每天只需二十五元一个铺位时，着实吃惊不小。就在那天晚上，在关掉必须用一根牙签才能转换频道的电视机，枕着远处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梦以前，我终于作出了柳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位传统文人而绝非政治家这样的武断结论。 
  南社对柳的脱颖而出所起的作用犹如舞台之于演员，这一点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取得共识。清末民初一帮吴中文人偶然兴会所至、诗酒风流的一番即兴表演，竟然始料未及地让他们中间那位热爱表演艺术，且素怀大志的年轻人迅速走红。与此同时，另一出争夺社内领导权的闹剧台上台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之中。有迹象表明，早在首次虎丘雅集前的筹划、准备阶段，柳对未来组织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种大胆的设想。而作为共同发起人的陈去病的谦让与高天梅的临时因故缺席，显得更像是天赐良机或西学概念上的“运命使然”。在推倒帝制前的中国，由于知识阶层一向严于恪守温良恭俭让的古训不敢逾雷池半步，一个不拘形骸，敢于自我炒作的人因此反倒更有可能赢得公众的钦佩与推崇。尽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柳当年在权力领域里的一番作为还远称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两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做得相当漂亮。一是借论诗观点不合突然表现出的那场倒地大哭，让同道中人初次领教了他死缠烂打的独门功夫。二是不失时机对自己社内的主要政治对手高天梅别有用心地攻击，会前会后均公开扬言“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天梅杜门避增檄不来了”。事实证明，这些有力措施对当时柳的被成功推上南社的主要领导地位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么做对曾经作为他政治老师和革命引路人的陈与高来说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几十年后出版的《南社史料》一书在谈到这一事件时，作者郑逸梅尚为之忿忿不平，并驳斥道：“亚子这句话，未免把天梅说得太胆怯了”。他所持的一个颇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当时与会者中的诸贞壮、胡粟长两位均为江苏巡抚旗人瑞方幕中红人，如果说真的要有什么风险与政治压力的话，诸、胡二位又何以会毫无顾忌，欣然赴会?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偿取得对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们将看到柳并未就此敛手。相反，以一种更大的热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成为最初几年他除写诗酗酒外最为狂热的一项嗜好。由于当时社刊的文选编辑陈去病与诗选编辑高天梅在社内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柳即以校对马虎，编排杂乱等借口将上述两人双双罢免，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几年后自觉地位已经巩固，更是极力主张对社内原先颇具民主意味的章程制度进行彻底修改，由分工负责的“三头制改一头制”，并公然宣称：“我觉得南社的编辑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当的人来担当的”。“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这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假如半个世纪后中国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想要寻找门派宗主的话，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寓园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柳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大会进人表决程序时，由于柳的提案为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断然否认，勃然作怒之余竟当场以退社相胁，并不顾诸多朋友同志劝阻，于次日在上海的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正式退社的声明。这一事件也许表明，在柳亚子的政治学与行为学中，个人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社会、
团体、政党、宗派不过仅仅作为它的载体。如果彼此相谐，他的才具和热情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则水火不容，就算不与你兵戈相见，起码也会立刻成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骚发泄的对象。两年后当以大局为重的南社设法主动与柳妥协时，我们将看到得意非凡的柳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党内同人屈服，柳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 
  那么，又何以如此? 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 
谁也无法论定。一种说法是当时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顾。就拿我们熟悉的高天梅与陈巢南来说，一个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杭州身兼两家报纸《越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惟有柳是能够有条件将时间精力全部都投入社务的人。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柳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这些开销。在当时情况下，这一点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柳的霸道与咄咄逼人。对于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来说，柳一向就是这么个人，“善怒能狂”“唯我独尊”。而我们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著名民主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柳一生中与蒋介石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一一来向毛泽东叫板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很多同志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 
第四章
柳亚子的牢骚(3)
  早在登上泊于黄浦江边那条外国轮船拜见革命领袖孙中山前的少年时期，柳充满幻想与诗意的头脑似乎就已描绘过类似三顾茅庐或渭水垂钓这样令人神往的图景。没有任何纪录能告诉我们两人初次会面的真实情况，从这以后柳对此事一直讳奠如深这一点来看，估计当时孙对自己面前这位锋芒毕露、期期艾艾的慕名来访者并没留下多深的印象。六年后当刚宣布退出南社，意兴萧疏的柳经雷铁涯引荐出任孙的古文秘书一职，其时已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政务繁重，百废待兴的孙对后者自负的才具同样也并无格外借重之意。甚至费煞柳一番心思的“前发齐额，后发披肩，穿一领大红斗篷”这样的另类打扮，孙接见时居然也一概置若罔闻，仅寒喧几句后就以他事要处理为由端茶送客。这一切当然有理由让柳感到沮丧与不满一一准确点的说法是引得他的牢骚再度发作。仅仅三天以后，我们兴冲冲前来打算兼济天下的二十世纪的诸葛亮与姜子牙就一怒之下托病辞职，扬言要回分湖去退隐读书，独善其身了。相比于三十七年后在北京上书毛泽东的那场闹剧，这次的勃然作怒非常显得像是一次预演。不仅剧情与演技雷同不说，连所呈诗的诗题中都有“感事”“分湖”这样的字样。所不同的也许仅仅是：善持宽恕之道的孙对此不过一笑了之，而生性同
样刚猛的毛却展示其政治手腕将柳好好教训了一顿。 
  大约正是在这前后，一个以“青凹”为笔名的政论作家开始在《天铎报》《民生日报》《太平洋报》等沪埠大报的头版上频频出现，才情纵横，言词激烈，笔锋瞄准孙当时打算争取的统战对象---一位手中握有重兵的鹰派人物袁世凯。尽管不久后当圈内人士知悉此人即是宣称已去家乡归隐的柳亚子时不免都大感意外，但他们仍然无法断定柳对袁这种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憎恶与痛击的耀眼火光里，是否含有某种个人意气的成分一一借此宣泄对孙所制定的政策的不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年后他与苏曼殊、朱少屏、叶楚伧等支持他的南社旧党在上海的秦楼楚馆吃花酒、捧戏子的胡闹场面却货真价实，向公众真实展示一个政治失意者内心难以排遣的寂寥与愁闷。也许，像柳亚子这类满心打算成为政治家的文人们的一个性格通病是：他们往往自以为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赋，结果却连自己的行为也治理不了。他的后辈亲戚徐孝穆或许正是鉴于柳的这种时而亢奋、时而颓废的人生态度，私下里一直将他戏称为“神经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