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

作为他一生政治上最后一个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当他应邀偕夫人郑佩宜赴中南海怀仁堂观赏文艺演出，坐在前排的毛曾转过头来亲切向他致意，并以自己即席吟咏的《浣溪沙》一词当场索和，这不免让柳受宠若惊。但这位从前以门生视前者，顾盼自雄，相许“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时代风云人物，现在落在纸上的已是“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阆”这样令人同情的纪晓岚式的文字了。也许，对于他的旧僚、朋友、同事，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应该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柳已经衰老得相
当厉害，耳聋目昏，站立不稳，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着才能勉强在主席台就座。两年后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毛在京读《人民日报》有关余江县的报道，写下七律两首的那个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的夜晚的几乎同时，在北京医院的一间高于病房内，一生慷慨激昂，好作惊人之语的柳一言不发，黯然辞世。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相集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在主祭者的长长名单上不乏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中共重量级人物，但我始终无法找到他的诗友兼政治同道毛泽东的名字。同时主祭场挽幛上“柳亚子委员灵堂”的称呼一一而非习惯所称之“同志”或“先生”一一看来也不无耐人寻味之处。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生前，我敢担保这势必又会引发他一顿大大的牢骚。所幸他的思想与异乎寻常的自尊当时已再也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公祭结束后他的灵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纪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 
  二00二年二月吴江一一湖州 
第四章
后记
  去年深冬的一个黄昏，从外地回湖州，一时心血来潮想到要看运河，于是让开车的朋友拐道去了塘栖。沿着残阳下清冷的古河道闲走，又在当地那座建于明代弘治十一年的广济桥头坐了一会。突然想起本书中的十六个人物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于此行经的记录，或赴考，或谋职，或访友，或探亲，或载美同游，或进行商业活动，风尘仆仆，无一例外。而大浪淘沙，水流花谢，江山依然，斯人何在？一时难免有些伤感。 
  散文究竟应该怎么写？也许，这个问题的标准句式应当是：散文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袁宏道提出了他“尽翻窠臼，自出手眼”的偏激观点，英国人则认为必须像“有趣味性的谈话”才够味。周作人有个比喻：自己的园地。他说，“种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自己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而董桥的“须学、须识、须情”“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虽然说得精辟，毕竟为一般写作者所难以企及。就像书中郑板桥到处宣称难得糊涂，在实际生活中却被证明精明到了极点。因此，我最欣赏的还是一个朋友酒后的一句狠话：“说那么多干什么？写就得了！” 
  十年闲居家中，书看了不少，学业上却没什么长进，正如朱彝尊当年所自嘲的那样：“学书不成，学剑不成”。看书饮酒之余，偶尔也曾想到要动动笔，于是就写了这么本东西。也不管它什么文体、师承、内容、形式、怎么顺手就怎么写。承蒙浙江《江南》杂志谢鲁渤先生相邀，曾以专栏形式在该刊连续刊登了三年，其中有几篇被人贴到网上，颇获谬赞。在去年的书稿论证会上，来自上海的评论家吴俊先生使用了这样一个定语：“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统一体”。广东的谢有顺先生另外有个说法叫做：“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试图纠正历史上的某种偏见”。至于南帆先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文，更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在此一并谢过。 
  二十年前初涉文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后来读了点书，又喜欢标榜“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至于真正的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坦率说，我到现在还是半明半昧。即使有时有些心得，可能一段时间后又会为自己所推翻。当年洞山和尚在有人问他什么是佛的时候回答说：“麻三斤”。而我谈的是自己的作品，加上也不指望能有老和尚那样的禅机与定力，只好老老实实说了这些。 
  二○○四年六月十日作者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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