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

第二次进攻南丰城，我一、三军团和第九军团（约三千人）总共不到三万人；敌五个师集结南丰城，有坚固工事，说什么“要把敌挤出城来打”。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我们这样去进攻南丰城，是毫无胜利把握的。此役归我指挥，但他们的全部部署、命令已下到各军团，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一、三军团平列在一线上，由西向东攻击，九军团由南向北攻击，战斗一天毫无进展，这样平分兵力的战斗部署，敌人反击哪一点，都有被突破的危险，又无法更改其部署。傍晚敌向我九军团出击，罗炳辉部撤走了，敌约两个师绕至三军团指挥部侧后里许，幸而还控制了一个新兵团未使用，即进行阻击。如果让敌发展，我一军团被截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有被消灭的危险。这次算是集中了兵力，但不是用在运动战，而是用在攻坚战。
          广昌战斗
  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在泰宁地区之娥媚峰，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做长期准备，否则可能遭到和四方面军不能坚持鄂豫皖苏区同样的失败，这封信未得到答复。
  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他们不相信，而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没有城墙，他们要派一个团做半永久工事。我说，采取机动防御，派一个加强连约二百人进占工事，吸引敌军进攻；我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之一部。绘了配备图，做了作战计划，总算得到这位外国顾问同意了。
  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他们看到了实际，黄昏后允予撤出战斗，放弃了固守广昌的计划，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撤至头破圩集结。他们对于红军的英勇顽强、战斗动作熟练和战术指挥没有批评。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恐怕平均没有我们现在一次打靶的多。过去我们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丢掉自己的长处，现在来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53〕，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我举了上面的几次战斗例子：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谈指挥上的错误。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实际对他的错误，只是举例说的。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从广昌战斗后，同敌人一直顶到石城，顶了四个多月。其中在高虎垴打了一个小胜仗。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打的。他们抓了这点大做宣传，来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如何如何，借机会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当我写了之后，他们就把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却被删去。特别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一句，修改为相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
  上述等等，使我慢慢理解到，除了军事指挥的错误，加上他们推行的那种过火斗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打着国际路线旗号，冒称布尔什维克化，都是贯彻了四中全会这条完全错误的路线。
  注 释
  〔48〕国际，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 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宣布解散。
  〔49〕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丸路军副总指挥。
  〔50〕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等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他们反对蒋介石。
  〔51〕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逐渐认识到，跟随蒋介石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协定。十一月，他们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
  〔52〕李德（一九○○一一丸七四），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 劳恩。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一九三丸年，李离开中国。
  〔53〕“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 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我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我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 
 第十一章 从长征到三大主力会师
（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束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突出敌重围，十一月到达宜章、郴州问。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纳。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从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局江口会议后，就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当时，我不是中央委员（注：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