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

难道这些事实也是“只顾个人小局而不顾党的大局”吗？难道这也是“伪装”或“阴谋”所能解释得了的吗？
  改编后，一方面军改为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这是对外的名称），我为支队司令，毛主席兼政委。由哈达铺东进时，战胜了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也战胜了邓宝珊部及毛炳文军，还有东北军某部。在六盘山高峰消灭了邓宝珊之一个团。经过二十余天的艰苦奋斗，才由哈达铺到达吴起镇，即陕北根据地的边境。刚停脚一天，敌骑五个团又追到。毛主席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此役胜利了，结束了红军英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
  有人说：“在一九三五年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彭德怀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究竟有什么事实作根据呢？是完全没有事实作根据的。相反，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予夸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标点是我加的）我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信赖。
          粉碎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
  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正是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张学良十余师向陕北苏区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之时。敌第一线有董英斌军四个师集结庆阳，准备由庆阳、合水夹葫芦河东进；王以哲三个师集结洛川，准备北进；甘泉、延安各一个师驻守。第二线有西北军杨虎城部两个军，还有东北军数师，当时位置不明。
  陕北红军刘志丹之二十六军近三千人，鄂豫皖区红军徐海东部之二十五军亦近三千人，这两部分合并为十五军团，驻在甘泉和鄜县间之道佐铺。我随毛主席由吴起镇先行，经保安（志丹县）下寺湾，越梢山直插道佐铺之十五军团司令部，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两同志，和他们商量粉碎敌第三次“围剿”的计划。部队在吴起镇休息三天，尾随我们来路前进。我和徐海东及其他团级干部先到直罗镇一带侦察了地形。我军平毁了土寨子，消灭了套同寨子内之民团。战场的必要准备完成后，我一军团约七千人到套同一带集结。一军团及十五军团预伏于直罗镇南北山内。董英斌军四个师分成四个梯队，经合水、黑水寺向直罗镇推进，每日约进三十里。敌一○九师进到直罗镇我军两面伏击区，受到我军夹击。约两个小时全师覆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一○六师为第二梯队，被我消灭了一个团，余退黑水寺土寨子内。第三次“围剿”即被打破，时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旬。
  初到陕北根据地，打这样一个胜仗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长征胜利后的第一个胜仗。甘泉敌一一○师，被我杨得志和贺晋年两个小师（各二千人）围攻近月，敌军亦不增援。我一军团主力和十五军团进占宜川、秋林之线及其南北地区，在该地区解决给养和做群众工作。
  直罗镇战斗结束后，约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到瓦窑堡开中央会议，在那次会议后做了有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留在甘泉地区指挥前方各部围攻甘泉。在一个多月中，做东北军和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俘虏军官高福原（我们到达陕北以前，劳山战斗时，被十五军团俘虏的）。
  高福原系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请他参观我们红军，观看我军演出话剧、抗日歌曲。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师，我同意他去。数天后，他从甘泉城内回来了。他对我说，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与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某晚，他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
  经过一星期，高福原乘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我司令部附近，掷下大批报纸刊物。从此，红军即同东北军搭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了。外面抗日形势发展很快，高以后表现很好，加入了共产党，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杀害。
  张学良由反共转到联共抗日，这件事完全证明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正确，反对了当时的关门主义者。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了，有利于红军东征。从这里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对比：我们在江西时，那样强大的红军和相当辽阔的苏区，但由于王明路线的贯彻，对十九路军采取了错误政策等，使我苏区和红军削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我们到达吴起镇，只存七千二百人，加上十五军团也不过一万三千余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领导下，一到陕北立住脚跟，即粉碎第三次“围剿”，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向国民党的战略进攻。逼迫蒋介石国民党处于被动，引导我党我军、苏区白区工作转人主动。当时，我体会到正确的政治路线威力的强大，最能调动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增加了自己很大的勇气。
          东渡黄河 进军山西
  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以后，部队的给养等物资问题仍然很困难。这些实际问题，也就经常使人考虑着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而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这是专门对付我军的；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这些，对于当时的发展和总的局势都不利。东渡黄河开展吕梁山根据地，再向晋中和晋东南发展比较理想。东征可以把抗日主张发展到华北去，可以解决给养问题，补充兵员问题，以及筹款和其他物资问题。但是，东征必须保证部队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一九三六年，大约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我随毛主席到无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后，即率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察渡河点。我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似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十五只船，每船乘三十人，来往一次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全军一万四千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下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这才有了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时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了空话。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渡点正面守敌各不到一个营，其纵深也只有留誉镇、石楼各一个营，都离河岸三十至四十里。待敌纵深部队到达河岸时，我之战斗部队即可全部渡完。
  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这样细致的组织、侦察工作，对那次东渡的保证是没有白费的。在我军火力弱，尤其无炮火掩护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执行军委指示时，亲自详细侦察，进行各种渡河准备，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