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读完有关某个主题的所有书籍，更不可能穷尽所有书籍，把读过的内容总结归纳也不容易，所以向书本学习有利于概念思考，即能够识别可比的数据和事实，并把这种模式应用于未来。文风把内容与美学结合在一起，使读者与作者建立起关系，也与主题建立起关系。
  传统上，另一个获取知识的途径是私人谈话。几千年来，思想的探讨和交流，除了交换信息中的实质性内容，还涉及情感和心理维度。它能让人了解对方的信念和个性等无形的东西。当今的网络文化非常奇怪，使人不愿面对面交流，尤其是一对一谈话。
  在很大程度上，计算机解决了信息的获取、保存和提取问题。数据可以不限量地以可处理的形式有效储存。计算机提供了一些书籍时代无法获取的数据。它被高效包装，文风不再必要，记忆也无用武之地。当脱离环境处理一个决定时，计算机可以提供10年前无法想象的工具，但它也限制了视角。因为信息唾手可得，通信瞬间完成，所以对“意义”的关注度下降，甚至对“意义”也失去了清晰定义。这可能鼓励决策者不用未雨绸缪而是坐等问题出现，把决策当成一系列的独立事件，而不是历史连续体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操控信息将取代思考成为主要政策工具。
  同样，互联网还有淡化历史记忆的倾向。这种现象被描述为：“人们可以忘记那些他们认为可以从外部获得的信息，记住那些他们认为将会找不到的信息。”16现在大量信息都可以从外部获得，互联网降低了记忆的动力。通信技术增加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技术被视为思想的辅助和媒介，而降低了人们向内求索的能力。信息俯拾即是，人们更愿意当研究者，而不是思想者。17人类意识的变化可能改变个人的性格和交流的本质，也会改变人类社会本身。印刷时代的人们与中世纪的先人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吗？在计算机时代，我们用肉眼看世界的方式会被改变吗？
  西方历史和心理学迄今依然认为，真相与观察者的性格和经历无关。可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改变真相本质的概念。几乎每个网站都包含某种定制功能，根据互联网追踪记录，确定用户的背景和偏好。这些方法意在鼓励客户“消费更多内容”，并在此过程中接触更多广告，最终推动互联网经济。18这些微妙的导引与传统上人类做选择的更大趋势是一致的。商品被分门别类，那些“你喜欢的”东西被优先展示，在线新闻被称为“最适合你的新闻”。19两个人使用同一搜索引擎查询同一问题，不一定得到同样的答案。真相的概念被相对化、个人化，失去了普遍性。信息被标榜为免费。其实，信息接收者支付的是供陌生人利用的数据，且会进一步影响他未来获得的信息。
  无论这一手段在消费领域效用如何，都会对制定决策产生影响。决策面临的各种困难选择总是相近的。在社交网络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一个人还有空间拿出勇气，做出并非基于共识的决定吗？“预言家得不到他所处时代的承认”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不按常规观念行事，这是成就预言家的秘诀。在我们这个时代，留给预言家的提前期可能完全消失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追求透明和互联，破坏了隐私，抑制了个性培养和独立决策的力量。
  美国的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代表了这一演变的另一个方面。据报道，2012年选举活动中有数以千万的潜在独立选民。对社交网络、公共文件、医疗记录的研究表明，这些档案实际上是每个人的情况介绍，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其本人的记忆。这让竞选活动可以选择喜欢的战术，可以是好朋友上门拜访（通过互联网发现）、个性化信件（源于社交网络研究），也可以是小组会议。
  总统竞选几乎变成了互联网运营大师之间的媒体竞争。候选人以前谈论治国理政的实质问题，现在则沦为营销发言人，其营销方法的侵入性在一代人之前还属罕见。候选人的主要作用变成了筹集资金，而不是阐述议题。营销活动是为了传达候选人的理念，还是候选人表达的理念只是“大数据”研究的结果，意在迎合选民的偏好和偏见？能否避免只照顾大众情绪，而将建国先驱们设想的理性过程抛诸脑后，使民主演变成蛊惑人心的结局？如果选举所要求的素质与执政所必需的素质差距太大，外交政策中所需的理念把握和历史感就会丧失。培养这些素质可能耗费总统第一任期太多时间，不利于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数字时代的外交政策
  有思想深度的观察家认为，互联网和先进计算能力崛起带来的全球转型，是一个大众赋权和走向和平新时代的开端。不管是曝光当局的胡作非为，还是消除导致误解的文化壁垒，他们都欢迎这种增强个人能力、促进透明度的新技术能力。乐观主义者不无道理地指出了即时全球网络给通信带来的令人惊讶的新威力。他们注重电脑网络和“智能”设备创造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率的能力，希望在网络上群策群力，解开以前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20
  有一派观点认为，与网络通信相似的原则，如果正确运用到国际事务领域，可以帮助解决由来已久的暴力冲突问题。这派理论认为，“想延续宗教、文化、种族神话的人，必须努力让他们讲述的故事在见多识广的新听众海洋里不至于沉没。有了更多数据，每个人都有了更好的参照系”21，传统的民族和教派对抗在互联网时代就可能缓和。它有可能让国家对抗降温，解决历史性纷争，因为“有了今天的技术设备、平台和数据库，政府将来更难以在这样的诉求上互相争论。这不仅是因为有了永久证据，也是因为别人也能获得同样的原始资料”。这种观点认为，网络数字设备的普及将成为积极推动历史发展的引擎，新通信网络将减少权力滥用，软化社会和政治矛盾，帮助迄今仍处于分裂状态的地区融入更加和谐的全球体系。
  这种观点的乐观之处酷似伍德罗·威尔逊的预言，相信民主、公开外交和共同准则会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恰如威尔逊最初对务实派和理想派之间区别的看法，这种观点作为政治或社会秩序的蓝图，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自文明之初，同一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就存在冲突。冲突的根源并不限于缺乏信息或无法分享信息。冲突不仅出现在缺乏相互了解的社会之间，也出现在相互过于熟悉的社会之间。即便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人们也会对其意义或主观价值争执不下。在价值观、理想或战略目标存在根本矛盾的地方，披露信息和互联互通能缓和冲突，有时也会火上浇油。
  新的社交和信息网络刺激了增长和创造力。它们允许个人表达观点，报道以前未引起注意的不公正。在危机形势下，它们提供了重要的快速沟通能力，以可靠方式报道事态和宣传政策的能力，还有可能防止由于误解而导致的冲突。
  然而，新的社交和信息网络也会让相互冲突、有时互不相容的价值体系短兵相接。22互联网新闻和评论的出现，以及数据驱动的选举策略并没有显著软化美国政治的党派立场。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让极端派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在国际上，一些不为人知、未被注意的表达方式现在被全世界宣传，被人当成了煽动暴力的借口，就像伊斯兰世界中有人对丹麦报纸上的煽动性漫画或一部无足轻重的美国自制电影做出的反应一样。同时，在冲突形势下，社交网络既能消除传统社会裂痕，也可能扩大裂痕。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广泛传播，看来没有阻止杀戮，反击更加坚定了交战各派的决心。而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也使用社交媒体宣布建立哈里发政权，鼓动开展“圣战”。
  一些威权政府可能会因为在线传播的信息或通过社交网络上发起的抗议事件而倒台，迅速被支持人道和包容价值观的更加开放的参与式制度取代。还有一些地方，执政当局会获得更加强大的镇压手段。无所不在的传感器跟踪并分析每个人，记录并传播他们的每项经历（现在基本从出生开始），（利用最前沿的计算能力）预测他们的想法。传感设备的普及应用既有利于自由，也有利于镇压。23这些新技术最不可思议的方面也许是，它赋予处于政治和经济架构顶端的小团体以力量。他们用这种技术处理和监控信息，引导辩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真相。24
  西方赞扬脸谱网和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的作用。25手持数字设备的人群在最初的示威中取得成功，但使用新技术不能保证占据上风的是设备发明者想要的价值观，甚至也不是大多数民众想要的价值观。而且，召集民众示威的技术同样可以用来跟踪和镇压他们。现在，任何一个大型城市的大多数公共广场都受到视频监控，任何使用智能手机的人都能被实时电子跟踪。最近一次调查得出结论，“互联网使跟踪更容易、更便宜、作用更大”26。
  通信的全球覆盖和方便快捷消除了国内动荡和国际动荡的差别，模糊了领导者的要求和呼声最大群体即时提出的要求。过去，一些事件的影响数月后才能看清，现在几秒之内就传遍全球。人们期待决策者在几个小时内就表明立场，并影响事态的发展，决策效果也会通过同一即时网络全球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