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

亚太地区领导人有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发达国家有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主要经济体有二十国集团。美国是所有这些论坛的关键参与者。不过，这些会议的性质和频率不利于阐释长期战略。讨论日程安排和磋商正式议程占用了大部分准备时间。一些论坛实际上围绕着各国领导人的日程转，因为很难定期把各国首脑召集到一个地方开会。与会各国元首由于职务原因，必然更加关注他们在会议上采取的行动的公共影响，倾向于强调战术意义或公关效果。这个过程除了拿捏公开姿态之外别无他用，顶多是讨论一下迫在眉睫的战术问题，弄得不好就只是一场新形式的“社交媒体”活动。当代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架构如果还有用的话，不能只靠共同宣言来确认，必须培育出一种共同信念。
  总体来看，美国的领导作用始终不可或缺，尽管有时美国扮演领导角色时犹豫再三。它一直寻求保持稳定和倡导普世价值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总是与不干涉主权或尊重他国历史经验的原则吻合。在美国经验的独特性与对其普世性理想的自信之间、过度自信和内敛自省之间寻求这种平衡必然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但它绝不能退缩。
  我们走向何方？
  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失败的后果不一定是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有可能的是演变成与特定国内结构和治理形式相一致的种种势力范围（如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或极端伊斯兰版本）。3在其边缘地带，各势力范围都可能对它认为不合法的秩序实体试探自己的力量。它们会连成网络，进行即时通信，不断地相互碰撞。这一过程造成的紧张状态最终会升级为谋取整个大洲乃至全球的地位和优势。地区之间的争斗有可能比以前国家之间的争斗更加惨烈。
  当代建立世界秩序需要一个在各地区内部确立秩序观的一致战略，并将不同地区的秩序相互联系起来。这些目标不一定完全相同或能自我调和。一种极端运动若是获胜，或许会给一个地区带来秩序，但有可能在其他地区造成冲突，或是引发与其他地区的冲突。一国在军事上控制一个地区即使看上去似乎带来了秩序，但有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一场危机。
  均势概念应当重新评估。从理论上讲，均势应该是不难计算的。但事实证明，协调一国与他国的考量并对考量的极限达成共识是极其困难的。外交政策所含的臆测性是指有必要根据判断调整行动，而判断做出之时又无法验证其正确与否。在大动荡时期，尤其如此。旧秩序陷于动荡之中，它会被什么样的秩序取代又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对未来的评估。然而，各国内部结构不同，对现有趋势意义的评估也会不同，更重要的是，处理这些差异的标准也会相互冲突。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一种肯定个人尊严和参与式治理、遵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开展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不失为一条出路，也是激励我们的动力。但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还需要走过一系列的中间阶段。在任何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能像埃德蒙·伯克所写的那样，“默许没有达到抽象的完美的可行计划，而不是追求更加完美”，通常会更好。而坚持一蹴而就有可能引发危机，甚至导致幻灭。4美国的战略和外交需要容忍前进道路上的复杂曲折，既看到目标的崇高伟大，也认识到人类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的努力必然是不完美的。
  在21世纪世界秩序的演变过程中，美国要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就必须准备好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无论以何种方式，哪怕是独自行动，美国要努力防止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界定了社会生存下去的最低条件。
  即使得不到任何多边支持，美国也要努力实现什么？这界定了美国国家战略的最低目标。
  只有在联盟的支持下，美国才会实现什么，防止什么？这界定了美国作为全球体系一部分的国家战略追求目标的外沿。
  即便一个多边集团或联盟敦促美国，美国也不应该参与什么？这界定了美国参与世界秩序的限制条件。
  最重要的是，美国努力促进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推行哪些价值观要部分地取决于具体情况？
  以上问题原则上也适用于其他社会。
  美国在两个层面上追求世界秩序：拥抱普世原则，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除了分析过去困难重重的数十年积累的教训，我们还必须继续肯定美国的独特性。有些国家放弃自己的承诺或特性，择易而行，但历史不会善待它们。作为现代世界人类自由的坚定倡导者和捍卫人文价值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地缘政治力量，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努力方向。
  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为了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美国必须目标坚定。然而，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
  在当前的历史时刻，这意味着根据当下的现实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
  相异的文化有可能构成一个共同体系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自约200名代表之手。他们分两批汇聚在相距40英里（在17世纪是可观的距离）的两个德意志小镇，其中没有一人被作为重要人物列入史册。他们之所以克服了重重障碍，是因为他们都经历了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决心不让战争重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景更加严峻，必须应势而动，否则就会被挑战吞没。
  远古的神秘历史碎片揭示出，人类社会无可救药地充满着变化和冲突。“世界秩序”就像火焰，“适度地燃烧，适时地熄灭”，而战争则是“世间的圣父和国王”，带来了世界上的变化。但是，“在表面之下，事物统一在一起；而统一取决于在相互对立的事物之间做出平衡的应对”。5当今时代的目标必须是约束战祸，实现平衡，而且必须在历史的激流中完成这一使命。对此，一个著名的隐喻便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人也许永远把历史看作一条河流，但河水会变化不止。
  多年前，我年轻自负，曾妄想就“历史的意义”建言立说。6我现在明白了，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时认识到今后仍需公开讨论这一问题。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而政治家必须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做出应对挑战的决策。
  致谢
  本书源自与查理·希尔在一次晚宴上的谈话。他是耶鲁大学布雷迪–约翰逊大战略项目的杰出研究员、人文科学项目的高级讲师。我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他是政策规划司的重要成员。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有时是合作者。
  在那次晚宴上，我们共同得出结论：世界秩序观的危机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根本的国际问题。当我决定就这个题目写书的时候，查理给予我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帮助。查理将他写的有关这个主题各个方面的几篇文章提供给我，还在本书初稿阶段审阅了几个章节，随时跟我进行讨论，并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帮助我校订了全部书稿。
  斯凯勒·斯考滕不知疲倦，不可或缺。我三年前已用过这两个形容词，来描述他对《论中国》所做的贡献。从技术上讲，他是我的研究助理，但像密友一样和我一起追求知识。他承担了大部分研究工作，从研究资料中提炼出有思想深度的摘要，数次审阅书稿，并多次跟我就这个主题深入讨论。他对本书的贡献至关重要；他重任在肩，却能从容应对，可见他能力非凡。
  我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的编辑非同一般。这是我第一次同时与两位编辑合作，但他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安·葛道夫作为总裁和总编辑，也主动参与本书的编辑。她凭借深刻的理解力和良好的常识，帮助我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一些普通读者不甚熟悉的晦涩措辞和历史典故。她也在全书结构上提出了重要建议。我不知道她怎么有时间形成这么全面深入的认识，我对此深表感激。
  她的同事斯图亚特·普罗菲特是企鹅出版社英国分公司的发行人，是一个近乎痴迷的历史爱好者。她也主动阅读每一章节，提出了一丝不苟、深思熟虑的建议，并提醒我注意一些重要的参考书目。与斯图亚特共事，就像接受一位博学、耐心、和蔼的大学导师的单独辅导。
  我从未就互联网事务写过东西，对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也几乎一窍不通，但我对这一新技术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做了大量思考。埃里克·施密特耐心而亲切地帮我认识这个世界。我与他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多次见面，就广泛的议题进行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探讨。有几次，贾里德·科恩也加入进来，对本书的写作做出了极大贡献。有两次，埃里克邀请我去拜访谷歌，与他的几个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的同事交换意见。
  有几位朋友和故交架不住我的再三请求，阅读书稿的某些章节并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