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隋好驸马

    萧铣也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在关外的冬日雪原上度过大业十一年的新年，出关勤王的战争，算上沿途往返行军的时间，居然也总共用去了小半年的时间。在草原上，他迎来了自己三十一周岁的生辰，看着几个月没工夫好好收拾的脸颊都已经胡子拉碴，他可以真切的感受到时间流逝剩下的积淀。
    也不知这小半年的时间里，大隋精兵尽数在北疆征战的过程中，关内腹地又会被闹腾得愈来愈凶险的各路农民军折腾成啥样呢？虽然有一些讯息此前其实一直有官方的邸报信使通报到关外来，但是隋-突厥战争没有平息之前，大家终归是没什么心思去关心那些相对而言算是小事的纤芥之疾的。
    可惜，一串串的噩耗，马上让结束和隋-突厥战争的君臣们发现，这小半年里内地局面的恶化，显然不能再用纤芥之疾来概括了。
    首先在河北，杨义臣留在涿郡的副总管薛世雄因为河北镇的兵力被抽调最多，所以与张金程窦建德之间的形势强弱已经被扭转，官军重新处在了兵力和战局劣势的一面。清河郡，武阳郡，邯郸郡，好几个郡的地盘已经成建制地被农民军攻克，而薛世雄纵然带着他那俩骁勇的儿子和一堆部将左右抵挡，也仅仅维持了一个保住涿郡周边心腹之地、并且勉强维持永济渠运河沿线的局面而已。
    也亏得如今高句丽已经彻底灭绝，而突厥也在数场决战中被隋军歼灭了其主力部队的半数以上，还打得铁勒诸部和契丹室韦等部落因为突厥的衰落而胆子变肥、开始脱离突厥自立，并与之军事对抗。这样一来，大隋朝在北疆的对外防务估计可以有个十年八年的安定期，所以永济渠的漕运任务也会轻松不少。就算这段运河被截断了，估计影响也不会很大，反正河北的剿匪官军靠着河北本地的粮税应该也能勉强养活了。不用再像原来那样主要依靠南方富庶之地的输血。
    可是，再往南去。形势就比河北地区更加恶化了，被截断的漕运河道，显然有比河北的永济渠更加严重的事故发生——比如东都的命脉通济渠。这一条运河在济阴郡等张须陀辖区境内的河段，在官军回返入关的时候，已经被瓦岗军大头目李密给切断了，而且李密军也已经靠着通济渠被切断的消息没有彻底传开之前的契机，靠河吃河，吃了好几个月的江淮漕运。一下子把自己的势力养得很肥，让瓦岗寨的农民军正式部队规模扩充到了十几万人之多的规模——
    毕竟，当一支农民军可以开始劫获朝廷的漕运官粮之后，对于其号召力的提升是非常可怕的，尤其是山东大地处处饥荒了这么多年，遍地都是降而复反、官军来了再投降的墙头草饥民，只要哪一路农民军拿得出粮食，兵力瞬间爆棚数倍根本不是问题。前来投奔李密的人不仅有各地的流民，还有原本山东境内那些自成一派的小规模农民军，现如今全部如水之归下。被瓦岗军兼收并蓄地兼并了。
    李密借着朝廷官军和突厥人血战空虚的机会，完成了实力的壮大之后，又顺势而为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便是如同原本历史上他做过的那样，靠着瓦岗军中铁杆向着他的王伯当等将领的秘密支持，设了一个鸿门宴，在宴请原本的大头领翟让的过程中，埋伏刀手蔡建德趁机把翟让斩杀于宴席之上。翟让的心腹将领文臣如单雄信、徐世绩等反抗不能，也被纷纷收服。
    从此，瓦岗军终于成了李密的一家之天下，再无其他元老可以威胁他的地位。军事上斩杀翟让之后虽然也引起了一些内乱，但是损失都是控制在李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毕竟翟让做了好几年大头领。就算在被杀之前两年已经尊李密为魏公，名义上还交出了瓦岗军军事部队的直接指挥权。他翟让在军中依然是有一些死忠之士的。
    所以翟让被杀的时候，自然不可能如历史演义里头描绘的那般、剩下的人人对李密心悦诚服。总归有十几个中高级将领、数千精锐作战部队为翟让报仇而作乱，与李密军激战数场，才被彻底镇压下去。这个过程中瓦岗军也付出了总数超过万人的人员伤亡，不过李密深知乱世之中有粮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粮，人死了之后要招多少就有多少，死个万把人的作战部队，也许会对军队一年半载内的短时间战斗力形成一定不良影响，但是时间一过，新鲜血液在战争中历练成熟后，就完全看不出来其损害了。
    李密动手处置翟让，自然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那就是让河南道经略使张须陀对于主动出击再战李密产生了幻想。原本在张须陀的设想中，这半年之内他也是准备对瓦岗军暂且采取守势的，毕竟他手下的齐鲁士兵有足足两三万人规模的精兵被抽调北上去参加勤王救驾的战斗了，他手下剩下的可用作战部队实在是紧吧得可怜，只有平时的一半都不到。
    然而，李密切断漕运、而后利用切断漕运带来的威望斩杀翟让一统瓦岗军的消息传到张须陀那里之后，他再也坐不住了。
    首先通济渠被彻底截断这个问题很严重，要知道如今大隋名义上的京师是在东都洛阳，东都周边虽然农业也还算发达，要养活本地百姓和百官都还可以做到，但是因为是都城，加上杨广的十二卫军制，东都的驻军规模是很庞大的。尤其是极盛时达三十多万的骁果军，连带着这些士兵们的家属，都会导致东都周边的粮食消耗量非常巨大，所以东都需要时刻依靠漕运从江淮富庶之地补充粮食。如今漕运被切断之后，虽然还可以靠洛口仓这些地方的存粮来维持好久，可毕竟从此就是入不敷出了，时间久了总归会出大乱的。
    其次，翟让被杀后爆发的瓦岗军短时间内战，让张须陀产生了如今是趁机攻击瓦岗军的良机这一错觉。
    这时候。李密又做出了第三个诱敌的举动，那就是摆出要沿着通济渠一路杀上去，攻下通济渠北端的朝廷太仓洛口仓——如果洛口仓攻陷。里头至少将近一千万石的存粮可以让李密军的规模在短时间内再暴涨数倍，而东都的朝廷官军百姓就会短时间内迅速陷入饥荒和恐慌。这个局面张须陀是不能够坐视不理的。
    进攻的动机足够强。而进攻的难度看上去又降低了，正反两方面因素作用之下，张须陀终于铤而走险了，在手头仅有两万兵力的情况下，主动向李密进攻，从濮阳郡方向西进，试图在通往洛口仓的途中截击李密军，与之野战决战一场。
    这一战发生在大业十一年正月上旬。也就是北疆关外的隋-突厥最终大决战还没有打完的当口。张须陀带了两万兵马紧赶慢赶撵着李密的十几万瓦岗军追杀了数日，李密也表现得很是低调，与张须陀小规模战斗数场，每次都以疲敌耗敌为主，虽然战场上两军伤亡交换比看起来张须陀军占尽优势，但是架不住李密军人多。
    而且李密军不怕击溃战，反正李密根本不在乎自己手下派出去作为先头部队的炮灰死伤多少，与官军的漫长养成期不同，农民军的培育周期很短，两者的差距就好像历史上的德军与苏军一样。德军死一个要很久才能补充到质量相当的，而苏军死一只就和死条狗或者死只虫子差不多，一下子就拖个壮丁补充回来继续可以用于人肉趟地雷。
    相比之下。张须陀军不仅只有两万人，而且这两万人还不是张须陀平时使用的部队中较精锐的那一批，反而是挑剩下的二线部队——毕竟他派去关外救驾的部队总要拿出精兵去勤王的。如此一来，此消彼长之下张须陀的战力下降就更快了，部队的韧性也明显出现了衰退。
    到了正月中旬，经过数日走走停停、间歇性大小战斗经历了七八场之后，终于在距离洛口仓还有一两天路程的荥阳赶上了不再退却的李密军主力。
    大海寺战役，如同历史原本的惯性那样，依然发生了。虽然它的时间被提前了整整一年半以上，但是综合各方蝴蝶效应的相互作用。这也是一个合理的自然演进结果。在荥阳境内的大海寺一带，两军摆好了阵势决战。张须陀军依然以官军的密集方阵作战，和李密军血战数个时辰，而后李密军中军诈败后退，李密本人也跟着旗阵出阵诱敌，引诱张须陀深入追击。
    而后等到张须陀追击时间一久、部队阵势开始出现脱节后，李密军埋伏于两翼的王伯当、徐世绩分兵出击，猛攻截断张须陀军。
    张须陀的部下被截为数段，首尾不能相顾，张须陀本人奋力厮杀，倒是杀透了自己当面之敌，原本如果这时候他弃军突围，他本人还是有可能逃得生路的。然而张须陀显然不是这种放弃自己属下的懦夫，而且以杨广的脾气，相信如果他张须陀今天把官军全部交代在荥阳境内，哪怕他自己脱身了，朝廷也不会放过他，与其做一个兵败被朝廷斩杀的罪将，还不如轰轰烈烈地战死。
    张须陀带着自己的中军左冲右突，试图把被截断的友军全部整合在一起，无奈农民军太多，两军已经犬牙交错厮杀在一起，官军再也无法发挥结阵而战的配合优势，在混战中被逐渐消耗掉了。而张须陀也因为蝴蝶效应，让他的实力比历史同期下降了不少，而加速了败亡。
    要知道，历史上张须陀和李密的决战中，秦琼和罗士信这两员官军猛将都是张须陀麾下的人才，比如秦琼就是跟着来护儿远征高句丽回来、因为来护儿没什么带兵打仗的任务了，才把秦琼放归故乡，推荐给齐郡本地的将领张须陀使用的。现在秦琼因为萧铣和来护儿的关系，早就转隶属于萧铣军了，而与秦琼等人情况类似的，还有很多原本历史上会从来护儿手下转隶张须陀的精兵强将，现在都被萧铣截胡了。所以张须陀的战力当然不能和历史同期的张须陀相比了。
    少了那么多名将，战力被削弱了那么多，张须陀的最终抵挡终于崩溃，在大海寺之战中壮烈战死，齐鲁地区的官军主力也在这一战中损失了两万人之多，几乎把齐地的朝廷势力给打光了。
    张须陀一死，不但齐鲁之地上除了山东半岛上的东莱留守陈棱以外的其他地盘，都会先后沦丧于瓦岗军等农民军之手，通济渠东岸的漕运沿线地区也彻底陷入了毫无防守的状态，成了农民军予取予求的自家粮道。当然因为东都留守的官军还在，朝廷好歹还可以保持通济渠西岸以西地区的安全，不过从漕运的角度来说，一条运河只能掌握一岸的话，对于运输的一方并没有什么卵用。
    ……
    除了薛世雄的窘境、张须陀的战死之外，大业十年末到大业十一年初这段时间里，大隋境内暴涨的第三股农民军势力，便是江南道西部地区、后世江西省境内的林士弘军了。当然，林士弘的崛起，完全是因为萧铣为了扩充自己的直辖范围而故意放纵的结果。
    因为萧铣军假借勤王救驾的大义名分，很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江西地区朝廷文武官员们的援军请求，只是固守江东七郡，以至于兵力本就空虚的江西地区在林士弘军的滚雪球效应下快速彻底沦陷。到了大业十年末的时候，整个江西省五六个郡——包括长江流域和洪泽湖流域的三个富庶州郡九江郡、鄱阳郡、豫章郡，以及相当于后世赣南山区的三个穷郡——全部都落入了林士弘军之手。大隋朝廷原本在这些地区的官僚体系在农民军过境的时候被彻底连根拔起，文武官员非死即伤，少数命好的才有机会隐姓埋名逃亡或者干脆投降从贼。
    大业十一年初，林士弘军从赣南山区继续南下，招抚和军事进攻并用，收拢了不少潮寇俚人为主的南蛮子酋长族长势力，以羁縻的模式把后世福建省泉州以南、以西的土地也都名义上纳入了林士弘军的麾下。如果按照后世唐朝对福建地区的五州行政区划划分的话，也就是只有福州、泉州两个相对富庶一些、汉人为主的州郡还在朝廷手上，而沿海最南面的漳州地区、内陆的汀州、建州地区都成了农民军的地盘。（注：隋朝如今应该都叫建安郡，没有州的划分，但是隋时候福建太落后了，行政区划太少，所以难以描述，此处用唐的行政区划描述，好让大家有个概念。）
    除了江西、福建之外，野心越来越膨胀的林士弘军也打算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势力，甚至渡江北上。往东进攻萧铣军的直辖地盘时，林士弘军当然遭遇了惨败，但是渡江北上的尝试却略微尝到了一点甜头，官军力量同样薄弱的庐江郡落入了林士弘的手中；而西边的重镇武昌郡好歹因为是军事重地，还有一些官军在防御。在萧铣回军江东之前，林士弘还在武昌郡的鄂邑县与那里的官军激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