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

我在这里讲到鲁迅，可能有被理解为不恭的地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鲁迅永远是先生。   
  我想来想去，怀疑“改造国民性”这个命题有问题，这个命题是“改造自然”的意识形态的翻版，对于当下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不妨多读一点弦外之音。而且所谓改造国民性，含礼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国文化的命运大概在于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处也许就是脱数百年来的礼下庶人，此是我这个晚辈俗人向“五四”并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诸英雄的洒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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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   
  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   
  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   
  我讲来讲去，无非也是一种“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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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观过了世俗，再来试观中国小说。   
  “五四”以前的小说一路开列上去不免罗嗦，但总而观之，世俗情态溢于言表。   
  近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语气中总不将中国古典小说拔得很高，大概是学者们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   
  小说的价值高涨，是“五四”开始的。这之前，小说在中国没有地位，是“闲书”，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   
  做《汉书》的班固早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话“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小人才写小说。   
  我读《史记》，是当它小说。史是什么？某年月日，谁杀谁。孔子做《春秋》，只是改“杀”为“弑”，弑是臣杀君，于礼不合，一字之易，是为“春秋笔法”，但还是史的传统，据实，虽然藏着判断，但不可以有关于行为的想象。   
  太史公司马迁家传史官，他当然有写史的训练，明白写史的规定，可你们看他却是写来活灵活现，他怎么会看到陈胜年轻时望到大雁飞过而长叹？鸿门宴一场，千古噱谈，太史公被汉武帝割了卵子，心里恨着刘汉诸皇，于是有倾向性的细节出现笔下了。   
  他也讲到写这书是“发愤”，“发愤”可不是史官应为，却是做小说的动机之一种。   
  《史记》之前的《战国策》，也可作小说来读，但无疑司马迁是中国小说第一人。同是汉朝的班固，他的功绩是在《汉书》的《艺文志》里列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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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   
  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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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还有和尚的“俗讲”，就是用白话讲佛的本生故事，一边唱，用来吸引信徒。我们现在看敦煌卷子里的那些俗讲抄本，见得出真正世俗形式的小说初型。   
  宋元时候，“说话”非常发达，鲁迅说宋传奇没有创造，因有说话人在。   
  不过《太平广记》里记载隋朝就有“说话”人了，唐的话本，在敦煌卷子里有些残本，例如有个残篇《伍子胥》，读来非常像现在北方的曲艺比如京韵大鼓的唱词，节奏变化应该是随音乐的，因为有很强的呼吸感。   
  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杭州一地就有说话人百名，不少还是妇女，而且组织行会叫“书会”。说话人所据的底本就是“话本”。   
  我们看前些年出土的汉说书俑，形态生动得不得了，应该是汉时就有说书人了，可惜没有文字留下来，但你们不觉得《史记》里的“记”“传”就可以直接成为说的书，尤其是《刺客列传》？   
  宋元话本，鲁迅认为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变迁。我想，除了说话人，宋元时民间有条件大量使用纸，也是原因。那么多说话人，总不能只有一册“话本”传来传去吧？   
  汉《乐府》可唱，唐诗可唱，我觉得宋诗不可唱。宋诗入理，理唱起来多可怕，好比文化大革命的语录歌，当然语录歌是观念，强迫的。宋词是唱的。   
  中国人自古就讲究说故事，以前跟皇帝讲话，不会说故事，脑袋就要搬家。   
  春秋战国产生那么多寓言，多半是国王逼出来的。   
  王蒙讲了个《稀粥的故事》，有人说是影射，闹得王蒙非说不可，要打官司。其实用故事影射，是传统，影射得好，可传世。   
  记得二十年前在乡下的时候，有个知青早上拿着短裤到队长那里请假，队长问他你请什么假？他说请例假吧。队长说女人才有例假，你请什么例假！他说女人流血，男人遗精，精、血是同等重要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请遗精的例假？队长当然不理会这位山沟里的修辞家。   
  我曾经碰到件事，一位女知青恨我不合作，告到支书面前，说我偷看她上厕所。支书问我，我说看了，因为好奇她长了尾巴。支书问她你长了尾巴没有？她说没有。   
  乡下的厕所也真是疏陋，对这样的诬告，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没看，只能说个不合事实的结果，由此反证你没看。幸亏这位支书有古典明君之风，否则我只靠“说故事”是混不到今天讲什么世俗与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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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时读书人不能科举做官，只好写杂剧，应该说这是中国世俗艺术史上的另一个“拍案惊奇”。   
  元的文人大规模进入世俗艺术创作，景观有如唐的诗人写诗。   
  元杂剧读来令人神旺的是其中的世俗情态与世俗口语。   
  “杂剧”这个词晚唐以来一直有，只是到元杂剧才成为真正的戏剧，此前杂剧是包括杂耍的。台湾“表演工作坊”来美国演出过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体例非常像记载中的宋杂剧。   
  金杂剧后来又称“院本”，是走江湖的人照本宣科，不过这些江湖之人将唱曲，也就是诸宫调加进去，慢慢成为短戏，为元杂剧做了准备。从金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到元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脉络。   
  中国古来的戏剧的性格，如同小说，也是世俗的，所以量非常之大。道光年间的皮簧戏因为进了北京成为京剧，戏目俗说是“唐三千宋八百”，不过统计下来，继承和新作的总数有五千多种，真是吓死人，我们现在还在演，世俗间熟悉的，也有百多出。   
  元杂剧可考的作者有两百多人，百年间留下可考的戏剧六百多种。明有三百年，杂剧作者一百多人，剧作三百多种，少于元代，大概是世俗小说开始进入兴盛，精力分散的原因。   
  由元入明的罗贯中除了写杂剧，亦写了《三国演义》，等于是明代世俗小说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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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簧初起时，因为来路乡野，演唱起来草莽木直，剧目基本来自世俗小说中演义传奇武侠一类，只是搞不懂为什么没有“言情”戏，倒是河北“蹦蹦戏”也就是现在称呼的“评剧”原来多有调情的戏。百五十年间，多位京剧大师搜寻学问，终于成就了一个痴迷世俗的大剧种。例如梅兰芳成为红角儿后，齐如山先生点拨他学昆腔戏的舞蹈，才有京剧中纯舞蹈的祝寿戏“天女散花”。   
  此前燕赵一带是河北梆子的天下，因为被京剧逐出“中心话语”，不服这口气，年年要与京剧打擂台比试高低，输赢由最后各自台前的俗众多寡为凭。   
  我姥姥家是冀中，秋凉灌冬麦，夜色中可听到农民唱梆子，血脉涌动，声遏霜露，女子唱起来亦是苍凉激越，古称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果然是这样。   
  戏剧演出的世俗场面，你们都熟悉，皮簧梆子的锣鼓铙钹梆笛，古早由军乐来，开场时震天介响，为的是镇压世俗观众的喧哗，很教鲁迅在杂文中讽刺了一下。   
  以前角儿在台上唱，跟包的端个茶壶在幕前侍候，角儿唱起来真是地老天荒，间歇时，会回身去喝上一口，俗众亦不为意。以前意大利歌剧的场面，也是这样，而且好的唱段，演员会应俗众的叫好再重复一次，偶有唱不上去的时候，鞠躬致歉居然也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