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解说词

我们必须根据实验做出判断。”
  1921年3月，苏维埃政权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并且首先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变余粮无偿征集为市场买卖。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
  就是说呢，要对农民做让步，要允许农民能够个体地经营自己的经济，允许市场的存在，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准备条件。
  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 所长 阿·奥·丘巴利扬：
  当然了，这根本就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涉及商业、减税、允许小型企业存在，这一切都是试图使经济复活。
  在商业领域，新经济政策刚开始实行的是直接用工业品换农业品，但是，俄罗斯大婶们却更习惯于货币交易，不愿意进行物物交换。而且，工业品也迟迟到不了位。
  于是，苏维埃政权宣布恢复国内自由贸易，重新建立银行系统。
今天，运营了85年的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然而，八十多年前，这里却很难看到外国人。
  当时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恐惧，一心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不仅拒绝在外交上承认它，而且华盛顿的官员们对请求去苏联的旅游签证的回答竟然是：“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国家！”。 在这样的敌视中，苏俄获得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之难是可想而知的。
  1921年8月，在莫斯科市民惊异的目光注视下，一位23岁的美国青年走进了克里姆林宫，他的名字叫阿曼德·哈默。
  哈默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父亲一样，哈默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充满关注，他为苏俄带来了大批急需的医疗设备 。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年轻的美国商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倾听列宁畅谈新经济政策，其中最让哈默感兴趣的是工业领域。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
  因为我们都知道，（苏联）国内战争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外国资本家赶走了，那么现在胜利之后呢，列宁又同意外国资本家回到俄国，来经营一些当时苏联没有力量经营的一些项目。特别像在西伯利亚开发矿产，采伐森林等等。这个做法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有远见的。
  10月28日，第一份给外国人特许权的合同在这里正式签署，哈默获得了一所石棉矿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在列宁的支持下，哈默成为二、三十年代美苏贸易的核心人物。
  他在美国企业界游说，联络了30多家美国大公司，组成美国联合公司，将美国的产品运到苏俄，换取苏俄的物产，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
  但是，苏俄并不想单纯从国外进口产品。列宁对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
  嘎斯车是苏联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而最早在苏联生产“嘎斯”车的，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大王亨利·福特。
  福特原先把苏维埃看做“势不两立的敌人”，声称除非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适合他的口味，否则他“不会运一个螺帽去那儿”。哈默劝他说：“要是这样，你会有太长的时间没法在那里做生意，那里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事后证明，福特对这笔与苏联的交易十分满意。
  在高尔基市，福特与苏联建立了汽车联合企业，从1932年起，每年有十万辆嘎斯牌客车和卡车下线，在苏联的道路上奔跑。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列宁对此感到很欣慰，他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
  中国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郑异凡：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把市场，实际上就等于把商品、货币、市场机制引进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里面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923年11月20日，列宁在苏维埃全会上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什么抽象的幻影，……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这是列宁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
  在这张桌子上，历史永远定格在1924年1月22日。列宁每天离开办公室前，都从这里撕下一页日历。但是那天，他已无力撕下这页日历。
  苏联人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兄长，一位和蔼的领袖，一个根据实践要求为俄罗斯谋划未来的舵手。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谢·叶辛：
  列宁给了人类一种鲜明的典范，即人类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有可能在他去世之后，俄罗斯走上另外一条繁荣的生活道路。很遗憾，列宁所实施的这种实践活动最后还是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我认为，整个世界失去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机会。
  接下来领导苏维埃政权的，是以行事严峻果断为世人熟悉的斯大林。也许纯属巧合，列宁以发源于西伯利亚的大河——勒那河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的继任者则以一种硬度很强的金属——“钢”作为自己的姓氏。
  正如这两个姓名的文字意义一样：列宁时代，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相当的弹性；而斯大林则以强硬的手段，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步伐。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他们认为这个广大的国家，想要发展，必须集中所有的资源，必须限制资产阶级，限制资本主义体系，控制所有的资源，包括农业资源。
  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研究员 左凤荣：
  斯大林就认为，我的工业化资金只能靠我自己内部来积累，内部来积累呢，那主要当然要来自于农业，所以，他就明确提出一个要贡税论，就是说要农民，除了他要交的粮食，应该交的国家任务之外，在工业品上，他要把工业品的价格定得更高一些，然后这样让农民买东西的时候付出更多的钱，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积累工业化的资金。
  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积累工业化资金，意味着此前为保护农民利益而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将被舍弃。斯大林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在斯大林看来，时过境迁，新经济政策不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了，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20世纪20年代，西方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各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都达到或超过一战前水平的1.5倍。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称资本主义已消灭了贫困，空前的繁荣让他们充满信心，并继续封锁苏联经济。
  1927年，英国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并废止1921年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发起六国外长会议，提出要“和共产国际做斗争”。
  孤零零的苏联看起来似乎不堪一击。虽然新经济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直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
  为了保证国家继续发展，必须采取新的、强有力的措施，因此，为了使国家不再成为一个农业国家，为了使国家不再从国外进口小到铅笔、大到飞机等商品，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
  这就是为什么要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而同样庞大的亚洲近邻——中国的境遇，也更加坚定了这个钢铁般的领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志。斯大林说：“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1929年5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讨论的内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剧院里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挂着大幅的苏联地图。报告人每提到一项建设工程，在地图上相应的地点就会亮起一盏小灯。等到报告结束时，苏联地图上已经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灯光，一千多个迷人的亮点闪烁着。
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
  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的制定过程将近五年，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人们想把所有的各个方面都写进去，这样写的量就非常大，最后又想方设法减少它的内容，然后又增加了内容，最后的结果是通过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容量，足足有三本这么厚的书。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全面而细致地规划过自己的发展进程，这是苏联人的一个创造。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生产、运输、销售都由国家计划安排。国家计划力争精确，在列宁格勒生产的一粒纽扣售价1卢布，那么700公里外莫斯科的价格也是1卢布，而万里之外的海参崴仍然是1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