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全史之西汉史

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
  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宣帝继昭帝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书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法典的性质。但是，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家经书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开这次大讨论。萧望之等大臣参加评论，汉宣帝亲临会场，随时对争论问题作出裁决。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原属民间的学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也进入官学。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史记》的最终颁行也是在汉宣帝刘询在位的时代。太史公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汉宣帝死后，太子刘奭即位，刘奭是最后一个能够稳定国家的皇帝，那么他和他的儿子又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呢？
  第九卷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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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太子的逆袭
更新时间2015-10-31 12:16:12  字数：2303
 汉元帝刘奭，生于元平元年（前74年），汉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是恭哀皇后许平君。刘奭出生后数月，其父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八岁的刘奭被宣帝立为太子。汉元帝的一生可谓是曲折中的前进，他被立为太子的消息传到了霍显的耳朵里，直接将霍显激得吐了血。
  汉元帝的前半生乏迹可陈，但是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件事情：
  1.汉元帝刘奭出生后几个月，曾祖父刘弗陵驾崩，终年二十一岁。祖父刘贺在位二十七天，被霍光废黜，刘询登位，是为汉宣帝。
  2.汉元帝是许平君之子，也就是说和汉宣帝的第二任皇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关系，这也成为了霍显加害他的原因之一。
  3.汉元帝为汉武帝的嫡传血脉，与他的曾祖父刘弗陵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他真正的曾祖父是太子刘据，也就是卫皇后所生的嫡长子。而刘弗陵只能算是庶出子嗣，按血缘关系来看，汉元帝比汉昭帝的几位顺序要靠前一些。
  汉元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了太子之位，但是他的性格与他的父皇大大的不同，宣帝刘询在位的时代，是一个杂取百家而治天下的时代，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在刘询的眼中也不过如此，这是他与他的祖父刘据不同的一点。
  刘询时代勉勉强强的能够支持汉朝的盛世，但是到了刘奭的时代，确实难以维持下去，毕竟一个时代都要有一个时代的国家治理方式。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
  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但是这种生活总是支持不长的，太子总是要即位的，皇帝总是要驾崩的。只不过刘询驾崩的太早了。而且在驾崩之前,竟然没有任何的预兆，所以公元前49年成为了刘询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面，刘询最终因为年少时期的灾祸以及执政时期的操劳而病逝，终年四十三岁。
  刘奭最终成为了汉朝的皇帝，也是最后一任太平君主。但是他在位的时代很难称得上是太平盛世。毕竟西汉王朝从武帝末期就开始衰落，虽然有昭帝和宣帝的保护，使得汉朝避免在武帝死后坠落过快，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汉朝的国力却在他们的中兴运动中慢慢的消耗。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
  纵观历代王朝的衰落之因，就是源于大臣党争。所以西汉朝最大的衰落点就在于元帝时代的党争。史高和宦官内外呼应，共同反对萧望之的改革。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但他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从萧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