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坝

这天下午放工之前，杜文龙给小组长们说，晚上大队要在王国林家开中队会，要求每家每户必须去一个人。你们通知早点去哦。
    吃过晚饭，他又挨家挨户去叫了一圈，早早地到王国林家里去了。
    社员们陆续来了。王国林把屋头所有的凡是能坐人的东西都搬到左边转角里头摆起，端了一个独凳子放在中间，点上一盏煤油灯。来开会的男男女女分两边坐下来。王国君说有点不舒服，叫翠翠来参加。
    杜文龙清点了一遍人数，对刘书记说：“人到齐了，刘书记，开始哈。”没等刘书记说话，他便照例地说到：“最新最高指示，□□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
    “好了好了。”郭银河打断了他的话，咧了咧嘴，“你下去吧！哎，王国君咋没来？你去叫他必须来参加开会！”
    他愣愣地抬起右手，隔着他那一年四季都缠在头上的乌黑的“白孝帕子”抠了抠后脑勺，无奈地退下去。把王国君叫过来之后，他退到墙角边蹲了下来。
    “社员同志们，今天的会，由大队主持召开。”郭银河站起来，咧了咧嘴，大声说道，“大家都晓得，前几个月，由公社指示，大队执行，对中队上的经济帐目进行了清查，查出了一些问题。”
    会场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了，都等着听郭银河说查出了什么问题。郭银河却没有说下去。
    “喂，是啥子问题？你说出来大家听听嘛。”王国成一听，心头一股子火就冒了起来，他不无讽刺地问道：“是不是我王国成交生猪转公粮的事是假的？”
    “王国君和刘显文串起来贪污中队128元5角钱。这是全大队的会计查了四十多天才查出来的，”郭银河说。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往日的慷慨与激昂，倒让人觉得没有一点底气。
    王国君没有说话。刘显文也没有说话。刘立成倏地站起来，刚要说话，被刘显文制止了。
    “其实，那些都是事实，就是粮站把票发错了，不能说是他们贪污……”杜文龙说。
    “就是！你们烂心肺！故意整人！”翠翠也愤愤地喊道。
    “这些问题，杜文龙作为队长，也是有责任的。”郭银河看了一眼翠翠，看一眼刘立成，又看了一眼杜文龙，没有理会他们，继续说道，“大队支部研究，认为杜文龙的阶级立场出了问题，已经不适合再当队长了。报公社同意，中队干部重新改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都要重新选。今天要求的是，每户一个人，代表全家来选。你们要选哪个当队长，先提出名字来，再举手表决。”
    “选啥子选？你娃娃有权利，你说叫那个当就是了，还假猩猩的选，有啥子选头！”王国成说。
    “王国成，你不要破坏选举！”郭银河大声说。
    “破坏？晓得你开起帽子公司的，还有啥帽子，拿出来给老子戴呀！来呀，老子是贫下中农，不得夹生你，你把老子抓起来嘛！反正你龟儿子黑心烂肺的有权利，想咋整随你！来呀！”旁边有人站起来，拉了拉他，“算了算了，别说了，你回去算了。”然后把他推出门去。他回过头来，大声骂道：“你娃娃要遭报应的！”
    刘书记舒展的眉头深深地皱起来了，但他一直没说话，大家也不知道他在想些啥子。
    “继续开会！”郭银河铁青着脸，胸膛急促地起伏着，不住地咧着嘴。
    “我们几个提一个人。”郭银河透过昏黄的灯光看过去，是杜如泉。
    “哪个？你说嘛。”
    “刚才我们几个在下面议了议，都觉得，我们中队上，还是杜文龙当队长好，还是那几个当干部好。他们都当了几十年了，晓得咋才整得好。这几年我们中队的情况，你们大队应该是看到的嘛。没得他们几个，光怕也整不起这个样子。说不定，说不定大家都还吃不饱呢。”
    “他不适合再当了，刚才已经说清楚了，”郭银河说。
    “如果杜文龙不适合当队长了，那就只有王国君当才最合适。我们几个都选他。”杜如泉说。
    王国君看了一眼杜如泉，没有说话。
    郭银河有好一阵子没有说话，木楚楚地坐在那里。
    “当中队长，就是个大当家，要有文化，还要有计划。大家都晓得，这几年我们中队粮食没缺过，劳动日越来越高，跟有些中队比起来，生活要好得多了。为啥子？大家都有眼睛，都看得到。这里边的功劳，有好大一部分要归他王国君。论文化，他比你们哪个都多；论计划，他比你们哪个都强；论眼光，他比你们哪个都有远见。你们想想，还有哪个比他更合适？”杜如泉的弟弟杜如元也站起来说。
    “对，我们选他，王国君！”人们七嘴八舌都表示赞同。
    “他有问题！不能当队长！”郭银河说。
    “他有啥问题？你们那些问题是问题吗？是你有问题吧？”黑暗中有人讥讽道。
    “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带不起头了。”刘书记终于说话了。他心里很有些为难。郭银河给他讲的五中队的那些情况，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属实，还包含了郭银河的某些目的在里边。对于王国君的问题，郭银河主张不往上报，因为一旦报上去那是要抓人的。那样的话，可能弄得收不了场。这表面上看，他保护了王国君，其实，他是在保护自己。他要在中队上弄几个人起来当干部，培植一点他的势力，也不是啥子大不了的问题。说得好听一点，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他应该支持的。再说了，他作为大队书记，也还是要维护大队干部在群众面前的威信。不然，连他以后的工作都不好整，他说话都没得人听了，那还怎么工作？
    “刘书记，你凭心而论，这个中队还有比他更合适的吗？他就是啥都不做，坐着指挥我们，我们也都没得意见，我们选他！”杜如泉说。
    长时间的静默。
    十多分钟后，杜文学怯生生地说：“我提蔡金良，选他当队长。”
    下面一阵骚动之后，没声了。整个转角里，静得出奇。那种静，可以相互听到对方的心跳，一根绣花针掉地下，都会发出轰隆的声响。一只苍蝇飞过，就象飞机贴着房顶飞过一样吓人。社员们都知道这里面的缘由。
    又是十几分钟过去了，大家都没有说话。
    “要蔡金良当队长，是大队支部定的。”刘书记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都相持不下，再不出来说话，也不行了。这个会，他本可以不来的，郭银河一再说，请他参加。他也不好推辞，毕竟，大家还要一起工作。
    “蔡金良当队长，王学文当副队长，杜文学当会计，杜桂花当出纳，李世民当保管。记分员由各小组组长兼任。就这样定了，散会！”郭银河说道。
    大家默默地走了，没有一个人说话。
    杜文龙病了，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脚手无力，站立不稳。刚开始，他还能一个人走着去高坎头的医疗站找王学才看病开药。
    “咋的了？啥子毛病？”他问王学才。
    “你可能是有些虚弱。我给你开点中药，先调理一下，你再弄点好的来，补哈子，可能就会好的。”王学才说，“我先给你推一针高参葡萄糖”。
    “哦。”他打完针，提着药回去了。
    “看他那气色，病有点凶哦。”等他走远了，刘医生看着他的背影说。
    “从脉相上看，他器官上没有多大的问题。主要是虚弱，营养不良，又劳累，特别是精神压力太大了。恼火！”
    杜文龙在屋头休息了几天，吃了几付药，感觉好些了。吃过早饭，老婆和儿女们上工的上工上学的上学，都走了。他慢慢地拿起镰刀，来到他房子旁边的自留地里看了看，里面的杂草很多，影响到菜的生长了。他蹲下来，慢慢地扯着菜地里的杂草。以前，他当队长的时候，没有时间管自留地，老婆一个人又忙不过来，种的啥都长不好。他老婆为此还和他奔过好几会嘴，说人家男人天天经佑自留地，人家啥都有吃的，我们吃点菜都恼火。现在，他想，队长被下了，轻松了，有时间了，要好好把自留地管管，要让他的孩子们有吃不完的菜。他一边扯，一边看着那些长得死秋秋的菜秧，心里突然涌起来一阵酸楚。这些菜秧，就象他的儿女们一样，一个个泱兮兮瘦筋筋的，缺肥。明天，我得慢慢担点粪来，把你们好好洇哈。
    扯了一阵，他感觉有些口渴，想回去喝口开水再来。他刚一站起来，眼前突然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也不晓得过了好久，他醒过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他坐在檐口上的一把高背竹椅上，王学才正在给他打针。他的儿女们正围着他不停地喊，他老婆在灶房里烧锅。
    “我是咋的啦？”他声音很微弱地问。
    “别说话，你躺好。”王学才说。
    打过针，吃过药，王学才留下两天的药，走了。
    他老婆端来一碗蛋花，叫他快吃。他接过碗来，看了看，满满的一碗黄黄的蛋花。他看了看眼前的儿女们，拿起瓢儿，舀起来，先举到他儿子嘴前。他儿子摇摇头说，阿伯你吃。他又喂给女儿，他女儿含着眼泪转到了一边去了。他慢慢喝下甜甜的蛋花，一股热气在他的肚子里升起来，头上冒起细细的汗珠，浑身轻松而舒坦了。他靠在竹椅靠背上，闭了眼睛休息。不久，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解放那年，杜文龙才20岁。土地改革，分给他家三亩田，两亩地，半个四合院的房子。从此，他们一家三口，爹、妈、他，就靠这五亩土地过上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日子。他从心底里感谢□□，感谢□□。如果没有□□□□解放了他们，分给他们田地，他们一辈子就只能给人当长工了。“吃水不忘挖井人。”1953年，□□和党中央号召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他第一个响应，和几家劳力弱的人家组成了黄沙坝第一个临时互助组，那时他年轻力壮，大家推举他当组长。1954年组织初级社，1956年成立高级社到1958年人民公社，他样样都走在前头，全心全意跟着□□□□走，□□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叫怎样做，他就认认真真的做好。
    由于他对□□和□□的热爱和忠诚，以及他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上级党组织吸收他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在整个黄沙坝，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党员之一。党员的身分和责任，更加鼓励着他，以百倍的努力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不管当互助组长还是当中队长，他事事走在前，带头在前，吃苦受累在前，脏活累活带头干。社员休息的时候，他却扛着一把锄头或者是弯刀，上坝下坝地查看生产，了解庄稼长势，思考管理措施，安排生产和活路。二十多年来，他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把党交给的任务完成好，不然对不起党，对不起□□。□□号召要斗私批修，他时时都在检讨自己，有没有私字一闪念？有没有偷懒？有没有把头带好？前两年搞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他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天天做自我反省，自己搞自己的“斗、批、改”。
    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中，他自己带头，做最重最难的活，累了喘口气，渴了喝口水，硬是造出了几亩实实在在称得上大寨田的大寨田。有人劝他不要太亡命了，他说，生产搞不好，任务完不成，上对不起领导，下对不起群众，我咋能放松自己？
    他也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低，很多事情说明白又不明白，说不明白又有点明白。他认定一个道理，就是，只要按上级的要求做，做好，就不会有错的。这二十多年来，他就是按照这样一个信条做事，结果都做得很好，都得到领导的信任，也还获得过不少先进的奖状。
    唯有这一次，他老是想不明白，我到底犯了啥错误？为啥招呼都不打，说下我就下我了。还说我阶级立场出了问题，出了啥问题？还说我对王国君他们的事负有责任，什么责任？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那是你郭银河故意要整王国君！我最多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说过几句公道话！□□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是咋的就是咋的嘛。阴到不明不白的整人，栽污人，你们咋下得去手哦？你们那心也太黑了嘛！
    我杜文龙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干了这么多年队长，没得功劳也有苦劳嘛，再也想不到到最后却落得被你郭银河象丢一只破鞋一样丢开的下场，实在让人寒心啦！……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觉得郭银河太黑，大队不公正，不讲理！
    他老婆劝他不要想了，无官一身轻，好好将息身体，一家人欢欢喜喜过自己的日子，哪点不好？
    他说我不是想当你那个官，我是说大队对我不公平，郭银河对我不公正！他真的也不想想这些事，可是说不想就不想哪有那么容易？那些不平的事情总是要出现在脑壳头。这个时候他的心口就痛，喉咙里就象有一股气哽在那里，上不来也下不去，实在是太难受了！
    他躺在床上。王学才每天早晚上门来给他听心肺考血压号脉，给他吃药打针。十多天过去了，却也没见好转。王学才说，你到县医院去看看吧，那里的条件好，医术高。他说，算了吧，就你给我医哈，会好的。他口中这样说，其实心里想说的是，我看得起吗？我那里去找钱啊？
    半个月后的一天，他的家里传来了噼噼啪啪的炮响。社员们都立刻明白，是杜文龙走了。那炮声，是送他的。有人说，那是落气炮。
    他走了，终年48岁，丢下四个干筋筋瘦壳壳的儿女。
    他走了，留在他身后的，是解放后分给他的几间已经歪歪斜斜四面透风的破旧小青瓦和茅草房。
    他走了，留给人们一个一年四季缠着乌黑白孝帕子的头，青白而瘦削的脸，永远的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和透了洞的解放牌胶鞋。
    他走了，没有鲜花，没有送葬的队伍，也没有追悼与怀念。
    他走了，带着属于他的荣誉，他的疑惑，他的苦绩与他的遗憾，去了属于他的地方，留下了一座无形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