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黑洞

由于那时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是处于被包围和武装分割的状态下，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货币发行和管理既不统一，也无必要。1947年秋天开始，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进攻，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同时也出现了物质的交流和经济往来。但因各解放区的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给开展经济贸易带来很大的困难。解放军转入全线出击后，各兵团开始协同作战。因货币的不统一，给后勤供应带来了十分不便。各新解放区，恢复生产，扶助工商，安定百姓生活等方面工作都需要解决货币统一的问题。因此统一货币，整顿金融秩序，是当时新生政权经济工作中的一项特别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
  我国的货币统一工作首先从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开始。在邻近或连接解放区之间，把几种不同的通货实行固定比价流通，或实行混合流通，或以一种通货为主，然后逐步合并统一。如1948年1月，西北解放区停止了陕甘宁边区币的发行，而以西北农民币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主要货币。在东北解放区，规定东北币、关东币、长城币三种通货混合流通，以东北币为主等。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并在成立的当天发行新版人民币，以此作为全国的统一货币。这就是新政权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各解放区已初步归并统一的货币，先与人民币固定比价流通，最后以人民币代替。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的确实是一个经济烂摊子——工业基础薄弱，农业落后，市场物质匾乏，民不聊生，通货膨胀严重。严峻的经济形势新政权提出了生死考验。“马背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失败的国民党当局瞅准了共产党经济这一薄弱环节，力图在新政权立足未稳的时期，用制造、投放假人民币的手法，制造经济上的通货膨胀和政治上百姓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心理，挑起内乱，趁机反攻大陆。这一招可谓煞费苦心，阴谋已极。
  1950年春夏，解放军攻占了舟山群岛。国民党力图在定海县印制假人民币的阴谋未来得及实施就慌忙溃逃。解放军在定海县银行办事处的保险柜里缴获了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决议案。这份重要情报为以后我公安部门打击国民党的伪钞侵害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刚刚成立的新政权处在西方列国和国民党势力的团团包围和封锁中。经济建设百废待兴，方方面面都需要资金和扶持。当时人民币的发行不可能象现在这样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广泛地向民众宣传。对于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版人民币的图案式样特征，很少会有人去关注。百姓只听说有新币发行，但不知道何时能拥有几张新币花花。因此，在那时，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伪钞的流通是轻而易举的，更何况是伪造技术极高的人民币。贫穷的百姓更难分辨其真伪了。
  国民党在定海县的印制基地被解放军摧毁后，军统特务在台湾岛内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印制基地，几乎搜罗了所有能找到的造伪专家专门印制假人民币。美国、英国等西方列强对新政权早已咬牙切齿，因此，对伪造人民币一事和国民党一拍即合，不仅在技术和人员上提供援助，而且美国特务在日本也开始亲自印制假人民币。国内不法之徒趁新政权立足未稳之际，也大发不义之财。国内外两股势力遥相呼应。面对气势汹汹的造伪势力，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大地上迎接了这场挑战。
  本人走访了当年参加反击国民党伪造人民币的公安干警翻阅了当年的公安史档案。下面不妨摘录几例案卷，可见当时伪钞严峻形势之一斑。
  例一：（1950年3月2O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我政府拟用港币和黄金吸进美钞，台湾特务已制造拾圆与伍拾圆面额的伪钞分运我大陆各地行使，套取港币和黄金。该项钞已于2月下旬由华中区分发该区之特工人员于市面秘密投放。3月6日有一批数额10O万元已运抵澳门交由麦英干（英国特务）保管，计划分发华南区各区土匪以充粮饷，并扰乱金融，图谋民反。
  例二：（1950年7月20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近两个月来，浙江绍兴、江苏。上海均发现5000元伪券，成都、昆明市发现10OO元伪券正面系双马耕地图，及50O0元曳引机图券。
  定海破获台贩运案1起，共319万元。胶南破获一案系3、4个特务每人均带有七、八十万元，系千元双马耕地图。据称，台派来八九十人都带有大宗伪币是蒋匪为开展敌后游击及倒乱我货币之用。
  例三：（1950年8月20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7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破获行使千元票面假人民币案一件，据人犯梁义、李贯照供称：该项伪钞系彼等在香港时，受港友梁卓之托携带来沪（计梁义50万，李贯照百万元）又称梁卓共有同样钞票五千万元，正在托人陆续携带往各地行使。
  例四：（1950年5月21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西南公安部破获李时民、李正民、帅青荣（从犯8名）伪造人民币案，获假币500张400万元，石印机2部，石板6块及全部印票子用具。经初审该犯等于去年农历12月初印了360万元（1000元面值）。于今年阴历正月26日又开印5000元面值2100万元。该犯企图大量印造，运往西安及宝蓉线推销。这次印造二千余万元是先作一个试验。
  例五：（1950年8月5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辽西省绥中县局发现卖假票犯共十人。据供，该已贩卖假人民币四十余亿元。等以一亿元真币购买假票十亿元。造假票者系北京前门外崇贞观二十九号增兴阁鸿记印刷所，现彼等携款四亿前往北京购买假票。
  从以上案情报告可以分析：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的决议案已落到实处。国民党军统迁移台湾后被改组成保密局。伪造人民币的计划仍由保密局承担。台湾特务在台湾岛内和香港大批量地印制伪人民币。采用的投放手段为：将假人民币运往香港，再在香港由国民党特务带给大陆上还没有被剿灭的土匪区，一者充当土匪的粮晌，二者假借土匪之手把伪钞投放到商品市场。还有在香港按一定比例以真换假抛售给商人或者港人，然后由这部分人带回内地花销。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务的造伪活动还只是一个试探性阶段，规模较小且行动谨慎。但由于有大陆造伪分子充当马前卒，为台湾特务的的伪钞大举进犯大陆“趟路”。此时，虽然国民党特务的造伪活动只放出了一个试验气球，但在谨慎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更大更险恶的计划。
  ●以顺击逆布阵深秘
  中央公安部1949年10月4日在北京成立。第一任部长由战功显赫的大将罗瑞卿担任。建国之初，国内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国民党军队溃退大陆，潜伏下了大批训练有素的特务；数十万顽固的残兵败将躲进山林，占山为王，为患一方；城市不法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这一切都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紧迫任务。而在这世事纷繁的时刻，国民党在境外伪造人民币投放大陆市场——这是一支看不见却能致人于死地的暗箭。行伍出身的罗瑞卿虽然对经济、市场、金融等一系列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专门的研究，可对造假钱这种行径的认识还是非常敏感的。自打从货币诞生后，不论哪朝哪代，对伪造货币的犯罪都是严惩不贷，共产党的政府也概莫能外。
  1950年6月9日，罗瑞卿接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转发来的在定海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号决议案后，反伪的任务立即被他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并马上向有关部门作出了指示。中南公安部接到罗瑞卿的指示后，立即派员赴香港调查。
  1951年3月14日，中南公安部向中央公安部上报了一份《关于匪特在港大量伪造人民币企图破坏我金融之通报》。罗瑞卿部长接到通报后，对情况又重新作了进一步的核实。
  3月24日，罗瑞卿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匪特在港伪造人民币企图破坏我金融问题向总理报告》。这份报告在当天就递交给了总理办公室。
  报告全文如下：
  周总理：
  据中南公安部三月十四日发文公（5l）政通字第四号通报略称……据报……匪保密局“驻港联络专员”陈杰、罗树人及英、日在港特工，相互勾结，并通过港英政治部于九龙设厂伪造人民币，对外以“东亚贸易公司”名义掩护活动。由保大皇叔阮疆柢（阮福民）任总经理，鹤田底雄（原日昭和公司特工）任经理主任，其实际负责人及正副经理则系陈、罗二匪，技师多为日人。先后印出三版，其中第一、二版约十六亿元，但纸质很差，第三版票面为一万元，均按二、三成或对折卖给匪徒，推销内地。如系匪“游击队”购买，则索价更微。大部从汕头经海陆丰渗透我市场，闻已输入巨大数额。
  根据以上情况，说明蒋匪特务在英、日特务支持下，正积极从事大量伪造我人民币，企图捣乱我市场，破坏我金融。除中南公安部已通报该区各地高度警惕，严密防范，并协同有关机构作出杜绝入境的有效措施，及鉴别真伪的妥善办法，同时组织主要力量进行侦破，予特务匪徒破坏金融之阴谋以有力打击外，我们亦已将此情况通报全国各公安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