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帮会史

结果，他给清廷斩了头。
  李昭寿的儿子李丰，是一个刚毅的好汉，听说父亲问斩之后，在灵前起誓，要报杀父之仇，便在安徽加入了哥老会。入会后，便往江苏镇江访关熙明——他是江苏哥老会的负责人——李丰见了关熙明，言谈之中，十分投机，其时清廷遭受了洪杨和义和团之乱，兵力薄弱，国库尤虚，朝政日非，李丰要乘这个机会起事，关熙明深表赞同。二人便商量购买军火事宜，李丰毁家捐助白银六万两，作购买军火之用。关熙明又向会中人捐了些款子，便向镇江关英人弥逊处商议购买军火的事，弥逊见有利可图，自然一口答应，弥逊又给关熙明介绍关上的洋人，接洽运输的办法，弥逊自己请假去香港，和军火商订购枪械子弹。岂料这批军火运到镇江时，竟被清廷探知，把军火抄出。弥逊和关熙明、李丰等被擒。弥逊交上海英国领事馆查办，监禁了九个月，解送回国。可怜关熙明和李丰，壮志未酬，却给清廷枭首示众了。
  此案发生之后，长江各地哥老会中同志无不痛恨，要为关熙明、李丰报仇。而实力上又不能和清廷抗战，只得从小处和清廷作对，例如杀洋人、毁洋房之类，引起外交纠纷，使清廷的实力薄弱下去。所以那时长江流域的领事馆、教堂、海关，还有太古、怡和、日清等洋行，时常有烧杀的事情发生。这都是哥老会的人要想打倒清廷，才如此做的。
  后来事态越弄越大，清廷恐慌起来，才出赏格缉拿哥老会中人。捉到哥老会的主持人便可封官，告发哥老会的会员便可得到奖金。
  在光绪十八年时，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醴陵给清廷捕获哥老会会员四人，正在审问的时候，便有一千多个哥老会会员前来劫狱，和清兵冲突起来，结果把四个人劫了出去。清廷也不敢怎样。
  到光绪二十三年冬，哥老会重要份子毕永平、林述唐等到湖南和当地哥老会首脑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接洽起义大事，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大家便有意去拜会孙先生。李云彪的意思却要等来年召集长江各埠的同志到湖南开了“英雄会”，有了具体的计划之后，再去和孙先生商讨起义的事，各人都表赞同。光绪二十四年，开完了“英雄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有了切实的联络，并且有了相当的准备，去谒见孙先生的人在年底到了上海。二十五年正月，长江各埠哥老会代表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何玉林、王金宝、刘家福七人到香港见孙先生和黄克强先生，商讨起义大事。大家公议推孙先生为哥老会的领导，积极准备，预备分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三处发动革命的大事了。 
 
 
 国父与帮会之关系
   
  国父姓孙，讳文，字逸仙，别号中山。他是广东香山县——就是现在的中山县翠亨村人。
  国父的诞生是在七十五年前的十一月十二日。那时离“太平天国”、“鸦片战争”都不很远。所以父老们对于洪杨末造满清政府的残杀汉人，中英战起帝国主义压迫弱小国族的残酷情况，都曾身历其境。每逢茶余酒后，偶然回忆起来，便免不了滔滔不绝的讲演一番，以 此孙先生耳熟能详，从小就有了种族观念，可见国父手订救国救民救世界的三民主义，首列“民族主义”，其原因是很远的。
  国父在八九岁时，思想行动，已有异于常人，他对村学究不给学生讲书只叫学生高声瞎念的教学法认为不合逻辑。因此提出强有力的质问来：
  “先生！这书里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也不替我讲，尽管读有什么用？”
  学究先生意外地听到这种质问，气得连胡子都翘了起来。
  “你敢不听教训？随随便便的胡说乱道。我非打你几戒尺不行！”
  “戒尺抓在你手里，我是没法子叫你不打的。不过我告诉你，你要不给我讲明书里的道理，我是不再背书的了。”国父很倔强地这样答复他。
  这真出于老学究意料之外，塾中惟一的权威工具——戒尺，竟会吓他不住，只好破例地给他讲书。中山私塾教师的给学生讲书，就是由国父幼年雏形的革命争出来的。
  香山是个傍海的县份，民众稍有积蓄，便免不了海盗的光顾，翠亨村当然不能例外。当国父年十一岁时，有一天村中一个新自美洲回国的侨商家里竟被海盗劫掠一空，事主忍不住地叹气说：“这些财物是我在外多年的血汗换来的。本想带回祖国给桑梓办点公益事业，现在是绝望了！假使我还在外国。那就有着法律的保护，哪里会这样呢？”国父听了，脑海中便感觉到满清政府的无能，同时并憧憬着欧美法治的精神，很想到外国去观光一下。
  距此不久，国父又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刺激：原来他那村里有一家兄弟三人因为耕田致富，家里住着很好的房子，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作为农余消遣的地方。国父性好园林，每天散学时候，总要到这园里游览一下。有一天不知怎样，突然有个强盗式官吏，带着四五十个如狼似虎的兵丁，跑到三兄弟家，硬说他们是海盗。把他们捉去杀了，房子花园一律充公发卖。在未卖出以前，派两个老爷兵守在那里，禁止人们进去，国父心怀不平，故意要到园里去游玩，当被老爷兵大声阻止。
  “这是海盗的产业，现在已经充公，谁也不许进去玩了！”
  “什么海盗？又什么充公？我全不明白。他们兄弟三个都是规规矩矩的农人，你们说他是海盗，有凭据吗？把他的产业充公，究竟充给谁呀？……”
  国父正在理直气壮的侃侃而谈，那个不能打仗只会鱼肉平民的老爷兵，突然拔出刀来，劈面就砍。国父照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话，很迅速地迈着大步跑了。
  这事不久当然就消逝了，可是满廷统治之下的贪污官吏，杀人自肥的事实，已经在国父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乙酉年，中法开战，清代名将冯子材、刘永福等在谅山屡战屡胜，杀得法国兵望影而逃，没有脑筋的满清当局居然糊里糊涂地和法人订了割地赔款的和约。把越南让给法人，这时国父愤恨已极，便决定了推翻满清创造民国的大计。
  他想革命一事，无疑的兼有艰难危险的成份。必须和社会时时接触，然后便于鼓吹，更要有一种外幕，遮掩清廷的耳目，行医自然是最适合这种条件的，于是考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习医，一方潜心医学，一方就同学中物色革命的人才，首先就结识了潮州郑士良（弼臣）先生，这位郑先生本是该校的优秀份子，同时也是我们洪门的龙头大爷。
  国父一和他谈到革命，他就笑着拍起手来：
  “这是我极端赞成的，因为我们洪门本是一种革命的团体，虽然没有革命的口号，但是全体抱着“灭清复明”的宏愿，恰和足下革命的宗旨不谋而合，我很希望两方面异途同归，联为一气，将来足下起事，我们洪门兄弟是可以尽量帮助你的……”
  国父听说大喜，于是以郑先生为“拜兄”，——就是“恩兄”，这是国父与帮会发生关系的开始，后来许多革命事业，都与它有密切的关系。
  国父在广州学医的一年余，听说香港英文医学校学课很好，那里又是着名的自由口岸，这与革命一事无疑是有利的，于是征得士良先生的同意，改入该校肄业，课余之暇，常到各处去鼓吹革命，有时更往澳门做同样的工作，同时得到几个忠实的同志，那就是现在人们艳称的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位先生，不过当时为传统的封建思想所蒙蔽的民众们，是把他们三位和国父称为“四大寇”的。
  后来又得了一位同志，就是革命先烈陆皓东先生。
  陆先生也是士良先生的拜弟，因为经商到上海去了几年，这时才回广东，他和国父既是革命同志，又是洪门弟兄，所以彼此非常的关切，工作也比别人更努力些。
  国父在英文医校毕业后，就在广州和澳门两处行医，其实却是实行革命的开始，首先派郑士良尽量地结合帮会，联络防营，作为他时起义的根本。自己与陆皓东先到燕京去窥察清廷虚实，接着又到武汉去探长江的形势，一切“成竹在胸”，恰值甲午年中东战起，国父认为这是很好的革命机会，便偕陆皓东等几个人往檀香山和美洲创“兴中会”，心想纠合一般的侨胞，以收指臂之效，只因那里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因此鼓吹了好几个月，仅仅得到邓荫南、邓德彰兄弟和其他的亲友三数十人的赞同。
  这时清兵屡败，不但把高丽丢了，旅顺和威海卫也失陷了。平津一带，岌岌可危。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暴露出来，一时人心愤激，不可言状。上海同志宋跃如先生，函促国父回国共商大事，国父也感到时不可失，遂罢美洲之行，偕同陆皓东、邓荫南等匆匆归国，和宋先生会商的结果，决定取广州为根据地，于是在香港设乾亨行，在广州设农学会，这些都是表面的名色，实际却是预备起义的干部机关。当时协助国父处理干部事务的是陈少白、邓荫南、杨衢云、黄永裳诸同志。协助国父筹划广州机关一切的是郑士良、陆皓东和欧美的 技师将校十余人。国父本身是往来省港，足无停趾，这样惨淡经营了六七个月，各事筹备就绪，声势也很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