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钢铁与细菌

非洲的绵羊和山羊是在西南亚驯化的，它的鸡是在东南亚驯化的，它的马是在俄罗斯南部驯化的，它的骆驼可能是在阿拉伯半岛驯化的。
  这个关于非洲家畜的清单的最意想不到的特点又一次是负面的。非洲是以大型野生哺乳动物而著称的，它们的数量也非常丰富——有斑马和牛羚，有犀牛和河马，有长颈鹿和野牛，但没有一种上了那张清单。我们还将看到，这个事实与非洲赤道以南没有本地的驯化植物一样，对非洲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非洲主要粮食产品的这一快速巡视足以看出，其中有些粮食产品是从它们在非洲内外的发源地经过长途跋涉而到来的。在非洲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有些族群由于从环境继承了整个系列的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而比另一些族群“幸运”得多。澳大利亚土著的狩猎采集族群被以小麦和牛群为生的英国殖民者所“淹没”，由这一事实来类推。我们不得不怀疑有些“幸运的”非洲人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淹没”他们的非洲人邻居。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求助于考古记录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淹没”了谁。
  关于非洲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的实际年代和地点，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任何一个潜心研究西方文明史的读者，如果他想当然地认为，非洲的粮食生产肇始于法老和金字塔之乡古埃及的尼罗河河谷，那么他是可以得到原谅的。毕竟，到公元前3000年，埃及无疑已是非洲最复杂社会的所在地，并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中心之一。然而，事实上，非洲粮食生产可能最早的考古证据却是来自撒哈拉沙漠。
  当然，今天撒哈拉沙漠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干燥得寸草不生。但在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之间，撒哈拉沙漠比较湿润，有许多湖泊，到处都是猎物。在那个时期，撒哈拉人开始养牛和制陶，后来又养绵羊和山羊，他们可能也已着手驯化高梁和黍。
  撒哈拉的放牧业早于以整个西南亚冬季作物和牲口的形式出现的粮食生产引进埃及的已知最早年代（公元前5200年）。粮食生产也出现在西非和埃塞俄比亚，而到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牧牛人已经越过现代的边界。从埃塞俄比亚进入肯尼亚北部。
  虽然这些结论是以考古证据为基础的，但也有一种独立的方法来判定驯化动植物引进的年代：比较现代语言中用来指称它们的词汇。比较一下尼日尔—刚果语系的尼日利亚南部一些语言中植物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些词分为3类。第一类中用来指称某种作物的词，在尼日利亚南部的所有这些语言中都十分相似。这些作物证明就是西非的薯蓣、油棕和可乐果之类的作物——也就是人们按照植物学证据和其他证据认为原产西非并最早在那里驯化的植物。由于它们是西非最古老的作物，所有尼日利亚南部的现代语言都继承了原来用以指称它们的同一套词汇。
  其次，有些作物的名称只有在属于尼日利亚南部那些语言的一个小语支的语言中才保持一致。原来，据认为这些作物来自印度尼西亚，如香蕉和亚洲薯蓣。显然，这些作物只是在一些语言开始分化成一些语支之后才到达尼日利亚的南部的，这样，每一个语支为这些新来的植物发明了或接受了一些不同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只有属于那一特定语支的一些现代语言才继承了下来。最后一批作物的名称在一些语族内是完全不一致的，而是与贸易路线有关。这些作物证明是来自新大陆的作物，如玉米和花生，我们知道这些作物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运开始后（公元1492年）才引进非洲，并从那以后沿贸易路线传播，因此它们常常带有葡萄牙的名字或别的外国名字。
  因此，即使我们没有掌握任何植物学的或考古学的证据，我们也仍然能够仅仅靠语言学的证据来予以推断：先是驯化西本地的作物，其次是引进印度尼西亚的作物，最后是欧洲人带来的美洲作物。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埃雷特运用这种语言学方法来确定驯化的动植物为属于每—个非洲语系的人所利用的顺序。有一种方法叫做词源统计分析法，其根据就是计算出词通常在历史上的变化速度。比较语言学家利用这种方法甚至能估计出作物驯化或引进的年代。
  把关于作物的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同比较间接的语言学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几千年前在撒哈拉驯化高梁和黍的人所说的语言是现代尼罗—撒哈拉语的祖代语言。同样，最早驯化西非湿润地区作物的人所说的语言是现代尼日尔—刚果诸语言的祖代语。最后，说阿非罗—亚细亚祖代语言的人可能驯化过埃塞俄比亚的本地作物，而且他们肯定也是把新月沃地的作物引进北非的人。
  因此，来自现代非洲语言中植物名称的证据。使我们一眼就能看明白几千年前非洲存在3种语言：祖代的尼罗—撒哈拉语、祖代的尼日尔—刚果语和祖代的阿非罗—亚细亚语。此外，我们还能根据其他的语言学证据一眼就能看明白祖代科伊桑语的存在，虽然不是根据作物名称这个证据（因为科伊桑人的祖先没有驯化过任何作物）。既然非洲今天有1500种语言，那么几千年前它肯定不会只有这4种祖代语言。但所有其他这些语言想必都已消失——这或者是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虽然生存了下来，但却失去了自己本来的语言，如俾格米人，或者是由于连这些人本身部消失了。
  现代非洲本土的4个语系（即除去最近传入的马达加斯加的南岛语的4个语系）之所以能幸存下来，不是由于这些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相反，这应归因于一个历史的偶然因素：说尼罗—撒哈拉语、尼日尔—刚果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人的祖先，碰巧在最合适的时间生活在最合适的地点，使他们获得了作物和家畜，从而使他们人口繁衍，并且取代了其他族群或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族群。现代的为数不多的说科伊桑语的人能够幸存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生活在非洲南部不适于班图人的农业的、与世隔绝的地区。
  在我们考查科伊桑人如何躲过班图人的移民浪潮而幸存下来这一点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非洲史前期的另一次人口大迁移——南岛人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殖民情况，考古学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在马达加斯加调查的考古学家们现已证明，南岛人至少不迟于公元800年，也可能早在公元300年，即已到达马达加斯加。南岛人在那里碰到了（并着手消灭）一个陌生的动物世界，这些动物非常特别，好像它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因为这些动物是在长期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马达加斯加演化出来的。它们中有大隆鸟，有同大猩猩一般大的叫做狐猴的原始灵长目动物，还有矮小的河马。对马达加斯加岛上最早的人类定居点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铁器、牲畜和作物的残存，从这点来看，那些殖民者就不完全是乘坐小小独木舟的被风吹离航线的渔民；他们是—个经过充分准备的探险队。这次史前的行程4000英里的探险是如何实现的呢？
  有一本古代航海书对此提供了一条线索。这本书名叫（欧力斯里洋航行记（    古代地理学家对非洲与印度间的大洋的名称，实际上包括红海与波斯湾，后仅用以称红海）＞，是公元100年左右一个生活在埃及的无名氏商人写的。这位商人描述了当时已相当繁荣的把印度和埃及与东非海岸连接起来的海上贸易路线。随着公元800年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印度洋贸易也兴旺发达起来，有充分的考古文献证明，在东非沿海定居点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中东的（偶尔甚至还有中国的）产品，如陶器、玻璃器皿和瓷器。商人们等待着有利的风向，好让他们横渡中非和印度之间的印度洋.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法斯科。达。伽马成为绕过非洲南端到达肯尼亚海岸的第一个欧洲人，他碰到了斯瓦希里人的一些贸易点，并在那里带上一个水手领着他走上那条通往印度的直达航线。
  但从印度向东，在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之间，也有一条同样兴旺发达的海上贸易路线。也许。马达加斯加的南岛人殖民者就是从这条向东的贸易路线从印度尼西亚到达印度，后来偶然碰上了向西的通往东非的贸易路线，在那里加入了非洲人的行列，和他们一起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南岛人与东非人的这种结合，今天仍在马达加斯加的语言中体现出来，马达加斯加的语言基本上是南岛语，只是从肯尼亚沿海的一些班图语中借用了一些单词。但在肯尼亚的一些语言中却没有相应的来自南岛语的借用词，而且在东非的土地上也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南岛人的其他痕迹：主要地只有可能是印度尼西亚乐器在非洲的遗产（木琴和筝）以及当然还有在非洲农业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南岛人的作物。因此，人们怀疑南岛人是不是没有走经由印度和东非到达马达加斯加的比较容易的路线，而是设法（令人难以置信地）直接渡过印度洋。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只是后来才加入了东非的贸易路线。因此，关于非洲最令人惊异的人类地理学上的事实多少还仍然是个谜。
  关于非洲史前史上最近的另一次人口大迁移——班图人的扩张，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根据现代民族和他们的语言这个双重证据，我们知道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并不总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黑色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