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感怀 境由心造

 
  “这么美的景致，你也拍几张照吧！”我说。他却坚持为我选景，自己不肯拍：“你这么远来一次，别把胶卷浪费了。” 
  最后一站是沙头角，观光已经意义不同的中英街。当我们在预计的时间刚好坐上回惠州的末班车时，他竟然连快餐也递到了我手里，我又一次感到了他的真诚与细心。令人欣慰的是，终于看见他露出的笑容。 
  特区之行，又是一次难忘的游历，又有一段真诚的友情。“好人一生平安”，我在心里为他祝福。 
  他叫刘植鸿，深圳妇幼保健院医生，全国健康教育先进工作者。   
  悠悠同窗情   
  当年我就读的中学，男女生分班，各在楼上楼下。那时候的中学生男女之间界限森严，我们几乎不和男生说话。 
  多年后，如果不是一次校庆，如果不是大会之后的一个小聚，也许我们谁也不会意识到，那种我们也曾有过的、埋藏心底的同窗情谊和浪漫情结。 
  校庆的日子是在一个难忘的金秋周末。 
  早早来到学校，远远望见晓薇也在其中，我们依然像当年一样，喜欢结伴行动。 
  晓薇是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她个头儿和我差不多，那时我们喜欢穿同式样的衣服，戴同颜色的围巾，梳同样的发式，又几乎形影不离，刻意制造出的许多相似，使许多老师和同学产生错觉分不清我俩，甚至有一次晓薇迈进我家院门，连母亲都差点弄错。 
  晓薇认识的人比我多，不断向外班同学打招呼。在熙熙攘攘的校园里，我们和名字似曾熟悉而面貌却不熟悉的老同学彼此辨认着重新相识，心想，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有的已无印象，递上名片问一句：“我们过去认识吗？”答曰：“倒是想认识！可那时候哪敢认识你们？” 
  其实我们也知道，男女分班，隔不断楼上楼下的凭栏相望，指指点点、互送绰号，谁心里没藏过一缕对异性同学的兴趣和好奇？ 
  言犹未尽。不知谁的建议，当年“楼下”的几位约我们一起吃饭。小巷深处，大家找到一家新开张的小店，轻松随意地坐在一起，心情仿佛回到十六七岁的花季，只是没有了当年森严的界限。 
  几杯酒下肚，话多起来，每人一段故事，娓娓道来，如泣如诉。一位在电影厂做美工的同学首先发话：“我毕业后当兵去了，刚从部队复员回北京感到很孤独，一心想念老同学，可惜大家谁也不知谁的下落。”一位评剧名角的后人告诉我们：“内蒙古草原上那段插队生活令我终生难忘。尽管看了那么多描写知青的电影、电视和小说，还是觉得没有表达出我们这一代人复杂曲折的心态。”坐在我旁边一直沉默无语的工程师，也开口讲述了一段经历。 
  “那年我出差南下，飞机起飞不久就出了故障，巨大的机身在云海中颠簸，死亡的恐惧撕拽着每一个人的心。空中小姐要求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惊慌，并说可以给亲属留下遗墨。恐惧和绝望之后，心中忽然异常宁静，思绪缥缥渺渺地升华，脑海中渐渐出现一片轻柔的空白。”他停了一下问我：“你知道我那时候想到了什么？” 
  我猜不出他想的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你和晓薇，想到你们当年在校园里形影不离的样子。和你们仅有的交往，是我中学时代最美好的珍藏。幻觉中和你们在一起，好像并不是走向幽深莫测的死亡，使我顿时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超然。后来，飞机迫降成功，我又回到了现实中。说实话，如果不是今天见面，如果不是喝了酒，也许我永远不会说出这件事。其实，我没有别的想法，心里是很纯的，你们相信么？” 
  相信，我当然相信！这个故事好让我动情！不知晓薇是不是和我的感觉一样。 
  同样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我一下子就悟出了这个故事的真谛。当我们带着身上和心上的累累伤痕，从农村、从兵团、从军营回到已经陌生的都市的时候，我们不再年轻。淹没在茫茫人海中的，是一群历经磨难而又不甘堕落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渴望交际，又容易怀旧。只有同学聚会，才是真正没人人平等。想起心灵一隅还存有少年时代暖热了的一丝温情，想起芸芸众生中还有许多同年龄同命运的朋友，就能不断慰藉心中的苍凉与孤寂。 
  分手时我们相约，不管是不是年年校庆，我们都要年年聚会。   
  同学小周(1)   
  小周其实早就该是老周了，他属龙，已过知天命之年。从年轻时候叫过来，小周被叫顺了，管他是不是胡子拉碴的，大家还叫他小周。 
  小周是我们一拨去陕北插队的知青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我们队阴盛阳衰，十一位娘子军，多半体格健硕，只有七位男生，其中两位还是后来的，个个瘦小单薄。 
  三十多年过去，我们村一干人挣扎了半辈子，没出一个“人物”，在无数生活轨迹各异，境遇也不尽相同的老知青中，小周无疑是最普通的一个。 
  小周个儿不高，身体瘦弱，眼睛近视但不肯戴眼镜，见了熟人快碰上鼻子才认得，说话有点口吃，走路外八字。但他动作敏捷，脑子灵活，干活儿不惜力，心眼儿极好，且热情外向，很得我们那帮厉害的女知青的称赞。 
  我们插队的那个村子叫“石窑”，和史铁生笔下“遥远的清平弯”差不多。 
  石窑的知青都是老初一、初二的，没什么文化。刚下乡时知青关系有点像当时的国际形势，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男生频生战事，女生时有口角，男女生之间持续冷战，偶尔还与当地知青或外村知青引发争端，后来这种局面因小周的缘故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下乡不久，小周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匆请假赶赴北京，回来的时候臂上戴了黑纱。他简单地告诉我们，父亲患得是脑溢血，眼看快脱离危险期了，病情却突然恶化。万幸的是，他总算见上了父亲最后一面。 
  小周是搭队里进城的毛驴车回村的，只见车上大包小包装得满满的。“这小子，把西单商场都驮回来了！”我们闻讯涌进男生住的窑洞，看小周就像一个脚夫，把千辛万苦从北京背回来的手提包一一打开，将我们亲爱的父母托他捎来的东西挨个送到大家手上，十几个知青人人有份。 
  那天是我们插队以来最盛大的一个节日。在食品极其匮乏的年代，插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人都像饿死鬼。当时有知青的家庭，父母都会把那些平时舍不得买或凭票供应的稀罕吃的攒着，如芝麻酱、肉松、糖果和酱菜等，千方百计带给他们正长身体却在乡下什么也吃不上的孩子。 
  我记得那次母亲给我带的是白糖和月饼，货真价实的一大包，很有些分量。 
  据说小周在办完父亲的丧事后，跑遍城郊走访了全组十四个家庭（知青中有一对兄妹和一对姐妹，还有的家已不在北京），见到了每一位惦记着远行儿女的父母。父母们最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吃得饱，农活累不累，会不会被人欺负，甚至能想象家长见了小周就像见到自己孩子一样的心情，恨不得倾尽所有，多给我们带些吃的。小周强忍丧父的悲痛，详细描述了我们在陕北的生活，走进十四家，同样的汇报就得说十四遍，同样的嘱咐就得听十四回。就这样带着十四家亲人的牵挂和重托，小周把装得瓷瓷实实的五六个大手提包用绳子系牢，前两后三地搭在少年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消瘦的肩上，踉踉跄跄地上了西去的列车。从北京坐硬座到西安，从西安乘“闷罐”到铜川，从铜川再乘长途汽车到延安，最后才坐上队里的毛驴车。一路上他历尽艰辛，每次转车都咬着牙背着沉重的行李进站、出站，不但没有人给他搭把手，还要时刻提防东西被人偷或抢了，连个盹也不敢打。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解开绳子，把沉重的包倒腾着一步步往前挪。后来我想，家长们当时也是昏了头，只顾心疼自己的孩子，怎么就让一个十七岁的瘦弱男孩几千里路带这么多东西，也没有想想他怎么拿得了？ 
  牢牢地记着长辈嘱托的小周回到村里，自觉地成了村里的维和部队，他闪光的品格就在那次探家后逐渐显示出来，只要是知青集体的事，无论担水、打柴、种自留地还是进城买粮，他都主动承担，谁要是和别人有了过节结儿，他都苦口婆心地劝解。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大战，直到最后一名知青离村，始终是一个充满友爱的集体。那种兄弟姐妹般的情谊，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时，我们连家里捎带来的吃的都要拿出来共享，更没分过灶，这在当时的知青小组中是很少见的。1970年招工开始后，大家陆续各奔前程，有的参军，有的当工人，有的上大学，有的病退回北京，先走的人若赶上夏收、秋收，分什么东西都不拿，全部留给队友。   
  同学小周(2)   
  陕北土地贫瘠，普遍广种薄收。劳动地点通常离村很远，有时候要走出7、8里地。为了不耽误工夫，天不亮就要下地，两顿饭都在地里吃，由半大后生回村“寻饭”。知青“寻饭”的任务常由小周承担。知青不会做饭，特别是不会伺弄拉风箱的柴火灶，往往是人家的饭都担到地头了，我们的火还没点着；当老乡捧着黑瓦罐狼吞虎咽吃完饭心满意足地抽烟袋时，肚子已饿瘪的知青才远远看见小周担着两个明晃晃的白洋铁桶，摇摇摆摆地爬上山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