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

此外，这位情报处的领导人与最高当局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一起到约克郡去打猎。
    一个月以后将是主显节，他仍想届时能得到请柬。还是别管它了吧！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他重新望着窗外的骑兵卫队检阅场，心里说。这天中午爵士请一位朋友在俱乐部共进午餐，他又说：“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我估计他们一定会和法国人合作得很好的，希望他们别干得太卖力，对吧？”
    这个玩笑开得不错，他自己也很欣赏。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客人和最高当局身边的人也是很接近的。
    这天下午4 点，英国首相在下院答复质询后回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时，警察局长的一个私人报告和杰斯伯爵士开的这个小玩笑的新闻，几乎同时传到首相的耳边。
    4 点10分的时候，托马斯侦探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
    这天上午和下午的大部时间，托马斯都在设法找这个只知道叫却尔斯·格尔索普的人。按照常规，当他要查询一个已经出国的人时，他总是从护照办公室开始。
    在护照办公室上午9 点开始工作时起，他就亲自去看有六个却尔斯·格尔索普的护照申请书的影印件，他还从护照办公室拿到了六个人的照片，答应复制出来后一定都送还归档。
    其中有一张护照是1961年1 月提出的，这个却尔斯·格尔索普在提出这份申请书以前从未申请过。这个情况虽然重要，但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他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去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那么怎么会把格尔索普这个名字与多米尼加独裁者被刺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呢？托马斯决定把这份申请书暂时放一下。
    在其他五个人中，有一个似乎太老了一些，到1963年8 月他将65岁了。其余四个是有可能的。他们是不是符合勒伯尔提出的浅黄色头发高个儿特征，这对托马斯来说关系并不大，如果这六个人都不是，那就更好，这样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答复勒伯尔了。
    这四张申请书都是有地址的，两个在伦敦，其余两个在外省。仅仅打个电话，问间却尔斯·格尔索普先生在1961年是否去过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是不够的。即使他曾去过多米尼加，现在他也可以否认的。
    这四份申请书的职业栏内，没有一个人填写“商人”。
    当然这也不是结论。劳埃德提出的情况只不过是酒吧间里的传闻，那时可能说这是个商人，但也可能是误传。
    那天上午，托马斯打电话给外省的警察局，要他们查查那两个格尔索普。其中一个现在有工作，并且不久将带着家里的人外出度假，中午时警察到他家里查了他的护照，上面并没有1960年或1961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签证印鉴。这张护照只用过两次，一次去马洛加，另一次去哥斯达·布拉瓦。警察还到他正在工作的制造肉汤的工厂查询过，工厂说这个却尔斯·格尔索普自1961年1 月从未离开过会计处的工作岗位，而且此人在厂工作已达十年之久。
    另一个不在伦敦的格尔索普当时有事离家，住在其他地方的一家旅馆里，他身边没有带着他的护照。他请警察到他的家里去向邻居借用他住宅的钥匙，并说护照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可以查看。护照找到了，上面也没有多米尼加的签证印鉴。他是一个打字机修理工，到他厂里一查询，说此人1961年除夏季外出度假外，都在厂里工作。他的保险卡和考勤卡都能证明这一，点。
    在伦敦居住的两个却尔斯·格尔索普，有一个是蔬菜铺的老板，当两个便衣警察去访问时，他正在卖菜。他就住在蔬菜铺楼上，几分钟后就把护照拿了出来。和其他几个人一样，他也没有去过多米尼加。当问他的时候，这个蔬菜商告诉侦察官，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
    对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格尔索普的查询就比较麻烦一些。四年前他在护照申请书上写明的住址是伦敦高门区的一个公寓里，侦察官到上述地址去找了公寓管理员，据查此人已于1960年12月迁出，新地址则没有留下。
    从护照申请书里知道此人的全名是却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但这个人的名字在电话簿里也找不到。托马斯利用特警处的职权，到邮政总局去查找，知道这个格尔索普住在伦敦西区，他不愿把姓名登在电话簿上。托马斯就向该地区的选民登记处查询他的电话号码。
    地区的民政机构告诉他，有一位却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确实是这个地区的居民，也在这个地区的选民登记名册里。
    接着侦察官根据探明的地址去访问他。但多次按电铃无人回答，门也锁着，附近的邻居并不知道格尔索普先生到哪里去了。当警车回到苏格兰场后，托马斯警长只好另想办法了。他要求国内税务局查明这个格尔索普的工作单位以及他在这个单位的工作经历。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托马斯拿起电话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静听了一会儿，他有点紧张，问道：“要找我？什么，当面谈？好的……当然，我就去，给我5 分钟时间……好，再见！”
    他立即离开办公大楼走过议会广场，一路上捏着鼻子。虽然是炎热的夏天，他的感冒非但没见好反而更加严重了。
    穿过议会广场，他进入唐宁街走向首相府。唐宁街照例是光线不足，因为阳光从不照到这条不显眼的小街上，而这里却有着不列颠帝国首相的官邸。
    在唐宁街10号门口，远处有两名高大的警察在值勤，门口却有一小群人，可能他们正在看一批送信人手里拿着黄色信袋进去，也可能他们正在等待着有机会目睹一位重要人物。
    托马斯走向唐宁街10号的边门，经过一块草地，他按了下门旁的电铃，门开处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警官，一见他便向他行礼。
    “你好。哈罗比先生要我告诉你直接到他房里去。”
    詹姆士·哈罗比，也就是刚才打电话给托马斯的那个人。他是首相私人的保安队长，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看起来比他41岁的年龄更年轻些。他虽然只念过中等学校，在警察方面却于得非常出色，然后调到唐宁街来。他跟托马斯一样，也是个警长。托马斯进屋时，他站了起来。
    “你好，见到你很高兴。”说着他向警官点头示意，警官出去后把门关好。
    托马斯问：“到底有什么事？”
    哈罗比惊奇地望着他。
    “我还希望你告诉我呢！15分钟前，首相给我打电话，提出你的名字，并说他有事想找你当面谈，而且要你立即来，你想得起来有什么事吗？”
    托马斯只能想到他正在处理的那件事，而使他惊奇的，却是在那么短时间里首相就知道了。况且只有当首相不能信任他自己的保安人员时，他才会直接找其他的人。
    他说：“我也不知道。”
    哈罗比拿起桌上的听筒要了首相的电话，说：“首相，我是哈罗比。托马斯警长来了……是的，先生，现在就去。”他放下电话听筒，对托马斯说：“直接进去，快些去，一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有两位部长还在外面等着呢！”
    哈罗比引他走出办公室到了过道里，带他到过道尽头的用绿色粗呢包着的大门里去。一个男秘书走出来看见他们俩，往回退了一步并把门打开。
    哈罗比让托马斯先进去，接着说：“首相，托马斯警长来了。”然后他自己出去并轻轻地把门关上。
    托马斯觉得这个办公室非常安静，天花板很高，布置得很豪华，随便放着一些书籍和报纸。墙上有木板护壁，还有一股烟的味道，这不像是一间首相的办公室，倒像是大学教授的书房。
    站在窗前的人转过身来，说：“你好，警长，请坐。”
    “您好，首相先生。”托马斯选了一张书桌旁的直背椅子，坐在椅子边上。他从未有机会和首相靠得那么近，现在给他印象较深的是首相那双忧虑的眼睛以及下垂的眼帘，很像一只刚跑完长距离的警犬似的。
    首相走过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房间里一片寂静。托马斯听到过一些有关白厅的谣传，说首相的身体不那么好，以及不久前首相刚处理完一件麻烦的桃色事件，这件事到现在还是民众最普遍的谈话资料。即使如此，托马斯对于坐在他对面的首相看上去如此疲惫也感到惊讶。
    “托马斯警长，我注意到你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侦察工作，这是根据法国警察署的一位高级侦探昨天从巴黎打来电话提出的要求进行的？”
    “是的，首相先生。”
    “这个请求说明法国保安人员要找一个人，一个职业刺客，他可能是‘秘密军队组织’雇用的，准备在法国执行一件任务？”
    “首相，实际上他没有说得那么多，他们的请求是向我们探询是否知道有这样一类职业刺客的线索，并要求我们提供我们的意见。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我们提供意见。”
    “虽然如此，你能推论出他们提出请求的原因吗？”
    托马斯轻轻地耸一下肩膀，说：“跟您一样，首相先生。”
    “的确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