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

在镇外的路边，他找到了一家舍尔夫旅舍，原来是萨伏亚公爵狩猎时歇息的房间，依然保持着乡村特色并供应美味的菜肴。
    旅舍里有几间空房间，他住下了，洗了澡，穿上了那套灰色夏装，一件丝绸衬衫和针织领带。这时女服务员进来了，他满脸笑容地请求她，她只好答应熨烫他那件在路上穿皱了的格子上衣，答应明天早晨交还给他。
    他在一间墙上镶嵌着木板的餐厅里进晚餐，临窗是满布树木的山坡，松林里传出阵阵蝉声，空气是温热的。当他正在进晚餐的时候，一个也在餐厅里进餐的身穿短袖袒胸衣服的女人，向餐厅服务员提出说屋里有点凉意，要把窗子都关起来。
    服务员在关闭豺狼旁边的窗户时，问他是否同意。他转过脸去看那个女人，40岁不到的年纪，漂亮而有风度，雪白的手臂和高耸的胸部。她只有一个人。豺狼向服务员表示没有意见，同时向服务员身后的女人微微地点了一下头，那女人向他淡淡一笑。
    这顿晚餐是值得赞许的。他要了一份用松木烤的斑纹鳝鱼和用炭火煎的腓利牛排外加香料，罗纳河畔的醇酒，酒瓶上没有招牌，显然是家藏陈酒，是从旅馆老板酒窖里拿出来的。餐厅里每个顾客都喝这样的酒。
    在他喝完了冰冻果汁后，听见那个少妇低声对服务员说把咖啡端到休息室里去，服务员鞠躬而退，似乎称呼这女人为“男爵夫人”。过了几分钟，他也要服务员把咖啡端到休息室，他自己则先走了过去。
    当晚10点15分时，托马斯接到从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处打来的电话。那时他正坐在办公室的窗前，朝外望着已经冷清下来的街道。这时，餐馆里不再招呼迟来的顾客，汽车也不再往来穿梭了，这一带的办公室已经没有灯光，无人照看，冷落得很。只有这幢特警处的办公楼里却是灯火辉煌，即使很晚的时候也还是如此。
    在一英里外喧闹的滨河市区，死亡登记处也是电灯通明。在这里，贮藏着成百万张死亡的英国人的死亡证。托马斯派来的六名警士和两名探员还趴在一大叠文件上。偶尔站起来去找那留下来值夜班的登记处职员核对一下文件。
    那个带队的年长的探员打来个电话，他显得那么疲倦，但口气中却似乎是乐观的。因为申请护照的人没有死，所以在死亡登记的卷宗里没有他的名字。现在有一个希望出现了，他们有可能从查对成千上万张死亡登记证的折磨中解放出来了。
    “亚历山大·詹姆士·见丁·杜根。”等托马斯回话后，他宣读了这个名字。
    托马斯说：“他什么情况？”
    “生于1929年4 月3 日，地点是桑博恩·费修利，属于圣马尔科教区，在今年6 月14日通过正式的手续，填写正式的表格申请护照。第二天护照发下来了。6 月17日邮寄到申请书上所写的地址，这个地址可能只是接收邮件的。”
    “那么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在1931年11月8 日，也就是他才两岁的时候，就在他家乡的一次公路车祸中被撞死了。”
    托马斯思考了一会儿。
    “过去一百天之内发出的护照，还有多少份没有检查？”他问。
    “大概还得检查三百份。”电话中回答。“那就让其他人去检查吧，万一其中还有另一个冒充的人呢，”托马斯对他指示说，“把工作小组交给别人负责。我要你到收到护照的那个地址去查一下。你找到了那个地方就马上用电话告诉我。如果那里有人住着，就去找住户谈话。把有关那个假杜根的详细情况都带来给我，并把存档的那张附在申请表格上的相片一起带来。我要看一下杜根这小子化了装之后的模样。”
    快到11点时，高级探员便来电话了。那地址已找到，是帕丁顿市的一家出售烟草和报刊的小店，就是那种有一扇玻璃窗贴满妓女的地址广告的小店。店主就住在小店楼上，已被叫起来询问过，他说他经办过替没有固定地址的顾客代收邮件的业务，酌收费用。他记不起有哪个常客名叫杜根的，不过可能是那个杜根只来过两次，一次是谈妥由该店替他代收信件，第二次就是来领取他所期待的一封信。探员把一张格尔索普的相片给店主看了一下，可是他记不清了。探员又把护照申请表格上的那张杜根的相片给他看，他说他好像见过这个人，不过说不准。他觉得那个人很可能是戴着墨镜来的。很多到他店里来购买陈列在柜台后面的色情杂志的顾客都戴着墨镜。
    “把他带来，”托马斯命令道，“你自己也回来。”
    接着他拿起电话，要求接通巴黎。这天晚上在法国内政部的会议开了一半，电话又来了。
    勒伯尔在接电话之前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格尔索普不会用他自己的名字进入法国，除非他乘一艘渔船偷渡进来，或者在某个比较偏僻的边境处人境。但他认为一个有经验的职业刺客是不肯这样做的，因为在任何地方检查证件时，会发现他的证件手续不全而遭逮捕，他的护照上没有人境印章。但也没有任何人用却尔斯·格尔索普这个名宇在法国的旅馆登记人住。
    总档案馆、边防检查站和巴黎警察局都证实了上述论点，所以会上没有什么争论。
    勒伯尔继续分析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这个人没有设法弄到一张假护照，他认为并没有受到怀疑。如果是这样话，警察在他的伦敦公寓就可以把他逮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托马斯警长的人在他公寓里发现衣橱里挂的衣服之间有空档，放衣服的抽屉是半空的，洗漱和刮胡子的用具都不在了。这说明此人离开伦敦出门去了。这个情况也被他的邻居所证实，邻居说格尔索普是驾车到苏格兰去旅行了。
    对于这一点，无论英国和法国的警察都是不相信的。
    第二种可能性是格尔索普弄到了一张假护照，这就是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搜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还没有进入法国而在其他某个地方完成他的准备工作，但也可能他已经未被怀疑地进入法国了。
    听他说到这里，几个在座的人都纷纷提出了质问。
    “你是说他很可能在这里，在法国，甚至已在巴黎的中心？”亚历山大·桑很纳蒂急着问。
    “问题在于，”勒伯尔解释说，“他有他的时间表，这只有他知道。我们已经调查了72个小时，仍无法知道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的时间表上的哪一点。我们能够有把握的是，这个刺客除了知道我们已警觉到存在着一项暗杀总统的阴谋之外，并不知道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因此只要我们辨明了这个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并且探明了他的行踪，我们就极有希望逮住一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落网的人。”
    可是会议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一想到刺客甚至可能就在距离他们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且在那人的时间表上很可能把暗杀总统的日子就定在明天，他们每个人都焦虑万分。
    罗兰上校沉思着说：“当然，也可能那个格尔索普，通过那个他不认识的中间人瓦尔米，从罗丹处获悉计划大体上已经暴露后，就离开他的公寓去销毁他的准备工作的物证。譬如说，他的枪和子弹可能现在已被扔进了苏格兰的某个湖泊。这样，他在回家时，就可以在警察面前显得一千二净。在那种情况下，想对他起诉便很难了。”
    与会者考虑了罗兰的设想，同意的人逐渐增多。
    “那么，上校你说说，”部长说，“如果是你被雇来干这件事，当你知道，虽然你的面目尚未暴露，可是计划已经败露，那时候你将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对策吗？”
    “当然，部长先生，”罗兰回答，“如果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刺客，我就会想到，一定有什么地方保存着我的档案。既然阴谋败露，那么警察登门以至于搜查住所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我一定会把物证销毁，那么有什么地方比一座远离本地的苏格兰湖泊更合适呢？”
    会议桌周围向他露出一副副笑容，足以表明那些人是多么同意他的推测了。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放手不管。我还是认为我们应当找到这位格尔索普先生。”罗兰上校说。
    一副副笑容都消失了。好几秒钟，周围一片沉默。
    “我还不大懂你的意思，我的上校。”纪博将军说。
    “简单得很，”罗兰解释道，“我们发出的命令是要把这个人找到并且消灭掉。
    他可以把他的阴谋暂时抛开，可是他不一定会把他的装备也都毁掉，只不过为了逃脱英国警方的搜查而把那些东西隐藏起来而已。事后他又可以卷土重来，做一套甚至更难识破的新的准备工作。“
    “不过，如果他仍在英国的话，英国警察一找到他肯定就会把他拘留的。”有人说。
    “不一定。而且我还真的怀疑他们会不会拘留他。他们或许只是认为他有嫌疑，而没有证据。而我们的英国朋友对于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公民自由权’真是敏感得要命。我猜他们可能会在找到他后对他进行盘问，然后由于缺乏证据而把他放走。”
    “上校说得当然有理，”森克莱插嘴说，“英国警方靠运气偶尔发现了这么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