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于是，当红色中国宣告成立时，夏皮罗即动手整理和研究收集到的有关“北京人”下落的各种资料，准备亲赴中国和日本等地加以搜寻。 
  然而，正当他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同意他这一计划时，韩战爆发，朝鲜半岛与鸭绿江畔的隆隆炮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的脚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夏皮罗看到了这篇不点名的指责报道，于极度的震惊中叫苦不迭。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和全美古人类学会副主席，他感到很冤枉，觉得有责任、有必要站出来为其“辟谣”，为他所服务的博物馆正名。 
  于是，1951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夏皮罗的反驳文章。其主要内容是：本馆从来没有展出过“北京人”化石，也未隐藏什么所谓的“北京人”头盖骨。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占有“北京人”并进行展出一事，实为中共造谣惑众，不置信服和推敲。试想，如果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它们展览或进行科学研究，无异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盗窃行为。如果说归我自己私人占有，那么一个人拥有如此著名的东西能做何用?并且它们并不具备什么艺术价值，以供我独自把玩欣赏。对此我不愿再说什么，只等将来的事实站出来说话。 
  随后，美国的一些媒体也纷纷站出来为美国和罗皮罗本人辩解。 
  一时间，围绕着“北京人”在不在美国的问题，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持一端，由此掀起了一场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和记者都卷入了这场史学界空前热闹的“世界大战”之中。 
  从1950年到1959年，中美双方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近十年的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尽管论战对探寻“北京人”的下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中美科学家之间的感情却形成了不小的伤害。而最后，“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纽约，不在纽约又在哪里?依然没有人能够做出附合逻辑，又令众人信服的定论。   
  第八章 国人的无奈与哀伤(8)   
  正因为这场“中美大战”，又勾起了许多原驻华美海军陆战队官兵的回忆，一位叫威廉·弗利的美国医生，声称他曾在华担任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弗利受上司的指令，专门负责“北京人”化石的转移事宜，但化石尚未运出中国国门，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其他队员一起被俘。他被押送到日本战俘营前，避开日本人的监视，巧妙地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几个军用提箱分别寄存于瑞士人在中国开办的百利洋行天津分行，以及法国人设在天津的巴斯德研究所和两个居住在天津的中国友人家中。弗利相信“北京人”仍在天津，并设法取得赴中国的机会进行寻找。 
  遗憾的是，此时的中美关系仍处于极端对抗的冰冻阶段，稍后中国“文革”爆发，弗利的心愿迟迟未能实现。 
  但正是这个意外插曲，又为寻找“北京人”的故事增添了颇为玄妙的一笔。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1)   
  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历史的脚步于匆忙中跨进了20世纪70年代的门坎，随着中美关系日渐缓和，威廉·弗利欲赴中国寻找“北京人”的计划出现了一丝曙光，他开始为此奔波起来。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奔波忙碌，竟引起了大洋彼岸一个的关注，这个人就是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 
  1971年初的一个傍晚，解学恭刚吃过晚饭，便悠闲地拿起了一份由新华总社下发的当时只有高官要人才有资格享受的《内部参考》浏览起来。刚看了一会儿，一则转载于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眼珠。消息说： 
  二战前驻中国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威廉·弗利（William Foley）博士，已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准备亲赴中国的北京、天津等地，寻找二战期间失踪的“北京人”化石。弗利向记者回忆了当年他在平、津两地的那段生活后，又特别提到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和两个居住在天津的中国友人。弗利本人向记者表示，无论此次去中国的计划是否实现，不管失踪已久的人类文化巨宝“北京人”化石是否还能找到，他都将自己参与寻找“北京人”的有关事实和线索，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公布于天下云云。 
  解学恭看完报道，不觉为之心动：弗利提到的当年隐藏“北京人”的三个地点，全在他管辖的天津市区内。富有敏锐政治头脑的解氏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情，也是一个极富有刺激性的事体，若让公安局出面查一查，比整天没完没了地整治几个当权派和批斗几个臭知识分子刺激多了。尽管已被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的当权派与臭老九们，整天哭爹喊娘，呈杀猪状地嗥嗥乱叫，但毕竟见得太多了，各路神经都已被麻木。相比较而言，若把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从天津某个角落里揪出来，或展览，或示众，或游街，那该是一件令人感到很爽的事情。于是，解学恭摸起一支大笔，三下五除二地在这份《内部参考》上作了如下批示： 
  市公安局： 
  美国人提供的当年“北京人”失踪的三条主要线索，都发生在我们天津，请你们组织人员查一查是否属实。若确有其事，尽快组成专案小组，立案查处。此事关系甚大，注意保密。 
  天津市公安局当权者接到解学恭的批示不敢怠慢，立即组成了专案小组，精选了办案能力极强的王重光任组长。 
  王重光受领任务后，很快给中国科学院发去一封公函，对查找“北京人”一事作了说明，希望中国科学院派人在北京协助查寻有关线索。 
  接函后的中国科学院领导人当即指示由下属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两名精干人员，协助查寻有关线索（当年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新中国成立后归该所拥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领导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委派刚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回所不久的张森水和吴茂霖两个年轻的科学家协办此事。 
  张森水和吴茂霖均是裴文中的学生和助手，对“北京人”的感情自然要比一般人更为深重，哪怕仅有点滴线索，也愿意积极参与寻找，加之“文革”的烈焰依然升腾不息，打砸抢烧与“破四旧”的风头正劲。能在这样一个天下大乱但暂时还没有达到伟人所说“大治”的情形中，协助寻找“北京人”，自是一件难得的幸事，也是一件颇感刺激的大事。 
  张、吴二人很快和天津公安局专案组取得了联系。根据对方的要求，二人需要首先查实弗利此人到底有没有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如果查后确有其人，天津方面再按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一路查找下去。若是其人根本就没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那无疑是帝国主义故意施放的烟幕弹，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他们盗窃“北京人”的罪恶行径。 
  张森水、吴茂霖怀着激动、亢奋的心情，很快来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找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的林巧稚、张孝骞、钟慧澜等著名医学专家，并一一进行了询问。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些专家称：弗利何许人也，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2)   
  面对此情，张森水、吴茂霖认为是天津方面搞错了，便乘车连底赴津，找到市公安局专案组人员，将在北京查询的情况作了说明，并提出能不能看一看天津方面所掌握的有关档案材料，以验证是否搞错了人名。专案组组长王重光有些为难地说：“这是首长交办的绝密案件，非专案组正式人员，是不能查看的。”张、吴二人听罢，不好再说什么，只表示愿意继续协助专案组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此后，专案组人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继续负责天津方面有关线索的侦查；另一个小组则到北京，对弗利是否曾在协和医学院一事作进一步核实。同时，对当年由瑞士人在中国开办的百利洋行北平总行是否染指了“北京人”一事，也要作一番认真的查询。 
  天津专案组人员来到北京后，住进了公安人员常住的崇文门宾馆。他们经过一周的艰苦查访，终于查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弗利确实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只因他工作的时间较短，加之他当年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上尉军医，故没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如林巧稚、张孝骞等人的注意。同时，经过查证，弗利其人确实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兵营的军医，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俘虏，也属事实。 
  但天津专案组人员在对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的调查，属于异地办案性质，而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又是涉外机构，他们无法看到档案，使查证工作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鉴于此情，天津专案组人员只好又找到张森水，希望由他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协调，请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案。因为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属于北京管辖范围，若是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办案，就会顺利得多。 
  张森水认为这个意见自有道理，便写了一份报告交到研究所，由研究所呈送给了中国科学院。遗憾的是，在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大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来落实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