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

 
  我忍不住给华挂了一个长途电话。 
  在电话中，我丝毫没有提及我对华该死的单恋，但华无疑觉察出我在欲盖弥彰。 
  华说，你别太多情了，你读过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吗？他在序言里说：一颗多情的心是上帝送给人的危险礼物，接受它的人将同时接受痛苦的加倍折磨。 
  那片划过我手指的破镜片，我寄给了华。 
  两年前在老家蓝田及这次在开原的两场痛哭过后，我都给华寄去了不少信，然而，华始终没有给我回过片纸只字。 
  尽管爱的烈焰熊熊地焚烧着我，我终究没有失去最后的理智。 
  对于华，我清醒地知道不可能有任何挽回的余地，所以，我并没有在书信和电话中对华纠缠。 
  人，不是仅为一个爱情而活的，在爱情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天空。 
  真正的爱，是给予他（她）所想要的，而不是只索取你想得到的。 
  爱，就是给予你爱的人最大的自由。 
  在长春一个月后，我对小鹃说，我要回北京。 
  之所以决定离开长春，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的“创作室”已被拆除，我只能跟小鹃一家三口睡在同一条炕上。小鹃的小屋连一个小小的窗户都没有，白天都要开灯，很是憋闷和压抑。而我写作经常在半夜进行，影响他们的休息。在北方，同屋的一条大炕上睡好几个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我这个南方人对男女混住一屋却难以习惯。 
  二是我深陷在对华单恋的泥潭里死去活来，所以想换一个环境，希望新的环境能让自己从这该死的“泥潭”里摆脱出来。 
  尽管小鹃提出给我单独租一间屋子，让我把自传写完后再走，我还是决意离开长春。 
  在长春的这一个月里，小鹃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鸡鸭鱼肉不断，让我感受到久违了的亲人的温暖，这，在我人亡家破的四年间，可谓是我最享福的一段日子了。 
  小鹃替我买的票，还给了我一张存有几百元钱的银行卡。 
  哥哥死后，小鹃是唯一给我帮助甚多的一个亲人。 
  小鹃在肯德基上班，丈夫开出租车，收入不高，还要负担弟弟小强的学习费用，在她身上，我能看到哥哥大水所具有的善良、大爱的影子。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隆重开幕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晚上，我怀着满腔豪情和万丈雄心，踏上了奔赴北京的列车。 
  换一个环境，并没有能“换走”我对华的爱恋 
  第二天上午，我抵达了北京。 
  我在去年住过的圆明园里的学生公寓住了下来。 
  翌日下午，我到海淀图书城国林风书店看书，忽然有人通知2点将有一位名叫郭小橹的女作家来签名售书。 
  不仅仅来了一个女作家，还有一位美丽动人的“美国佬”冯丽达小姐（中国当代文学博士，汉语说得很漂亮）以及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鲁小山和李向晨两位编辑。 
  郭小橹不到30岁，刚从北京电影学院读完博士留校任教，她编剧的《网络时代的爱情》这部电影据说很成功，因而陕西人民出版社为她制作的大幅宣传海报称其为“电影人”。 
  讲座由于郭小橹的谦虚而变成台上与台下的相互交流，听众提问上面回答，我递了这次讲座唯一的一张纸条。 
  “在您的《芬芳37°2》中，提到‘纯真’与‘拯救’，您能谈谈对它们的深层理解吗？” 
  郭小橹看了，没有照例读出来，而是说“对不起，这两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不过，她还是作了令人满意的回答。 
  李向晨编辑在台上说了一些话题，忽然问：“你们中有想当作家的吗？” 
  我举了手，或许只有我一个人举手，因为我坐在第一排，没有回头看还有没有人也举手。 
  李编辑让我“谈谈”。 
  “首先，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是昨天才到北京的，我正在写一本书，就是我的自传……郭小橹在她的小说中写了一个女子在生活中寻找自我的过程，我的书也是写我在生活中寻找自我的过程，我是1969年出生的，可以说是介于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之间，我从小就残疾，五岁时死了母亲、初中毕业，1996年，我哥哥死了，是被雷击而死的，那时我哥哥才44岁，一个多月后，我的父亲又去世了，人亡家破， 不得不浪迹天涯……” 
  说着说着，我被一种激动的情绪紧紧地裹挟着，我开始了一段小小的沉默，这时，鲁编辑已把话筒从台上移到了我面前，还把郭小橹在我讲话时签名的一张明信片递了给我（据介绍这是中国第一张为一位作家和书所制作的宣传明信片）。我原来半撑着双手对着话筒，后来我把话筒移了移，在座位上坐了下来。   
  第十八章 疯狂之爱(5)   
  “我的笔名叫沙漠舟，也就是沙漠里的骆驼。人都是在生活的荒漠里寻找绿洲，我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绿洲……” 
  在我停顿的间隙，郭小橹插话说：“我正在拍一部电视连续剧《汪洋中的一条船》，主人公也是个残疾人，他的哥哥也是被雷电打死的，您以后可以看一看，一定会感到很温暖的……您都做过什么呢？” 
  我接过话头说：“我做过很多，又什么都没做，多年来我只做了一件事：塑造自己的灵魂……生于７０年代的这一代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只学会了赚钱，而没有学会生活……” 
  讲座结束时，鲁小山编辑宣布说：“郭小橹决定赠送她的两本书给这位福建来的先生。” 
  郭小橹在其中的一本书上题字： 
  “生活并非没有阳光。生活是美好的。” 
  这句题词，题进了我的心坎里。 
  一次， 在国家图书馆，我又一次碰上了李阳。 
  １９９９年，在北京科技大学，李阳曾经很偶然请我跟他合过影。 
  这一次，李阳是被某国际品牌请来讲“自信”的。 
  演讲结束，记者们正在采访他时，我站在了他的面前。 
  李阳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见过面吗？ 
  去年在北京科技大学，你请我合过影…… 
  哦，我记起来了，你还给我写过一首诗…… 
  我身上正好带着那份刊有我照片和文章的《北京晨报》，便给李阳看了。 
  我马上要出一本自传体小说……我在李阳面前吹起了牛皮。 
  哦，了不起。来，我们再合一次影。李阳拉过我，让摄影师把镜头对准我们。 
  一些记者也把手中的“大炮”对准了我们。 
  合完影后，一位主持人模样的女记者把话筒伸到李阳面前：李阳老师，他是一个残疾人，看得出他很自信。请问，您从他身上能看到什么？ 
  他的奋斗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李阳说。 
  然后，他又把我“推”向记者：我建议你们去采访他…… 
  那女主持人果然让她的同事调转摄像“炮口”，正儿八经地采访起我来…… 
  对方是湖南卫视的。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电视记者采访。 
  友人君豪请我吃了一顿饭。去年我委托他代领天际公司的那900元稿费，可到年底该付稿费时，天际公司已人去楼空。 
  我特意跑到北大西门外的芙蓉里小区去看，天际公司的办公场所已改换门庭，问小区的保安，保安也不知道天际公司是否倒闭或者另迁何处。 
  900元对于我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何况是我去年以饥饿为代价换来的报酬，就这么被“黑”了，这些人也真够黑的！ 
  小鹃给我的几百元最多能维持我一个多月的生存，为了未雨绸缪，我到一家职业介绍中心交了一年的服务费100元，然而，不到一个月（他们也不曾为我介绍一份工作），我再去时，同样是人去楼空——100块钱又被“黑”了。 
  京城这个大林子，啥鸟都有啊！ 
  我所寄住的学生公寓，位于圆明园内，福海的西北角，这里原是一座养鸡场，后被改建为学生公寓。 
  公寓里，住着好几百名房客，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打工的和求学的各占了一定比例。 
  由于圆明园新的建设规划，公寓周围原有大片的民房已经拆迁，残墙断壁，碎砖瓦砾，更显萧瑟和荒凉。 
  20世纪９０年代初，这里曾经聚居了一大批从事文学、绘画、音乐的流浪艺术家，成为名扬中外的“圆明园艺术村”，我“进驻”之后，这些神经显然不太“正常”者们早已在几年前就被警察驱散，不知所终。 
  换一个环境，并没有能完全“换走”我对华该死的爱恋。 
  最初的一个多月里，华在我心中种下的痛苦并未能有效地得到消解，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依然在黑暗中苦苦呼唤她的名字，久久难以入眠…… 
  直到，另一个女孩的出现。 
  秀发自内心的真诚，令我心弦为之一颤 
  一次，我上北大听一场讲座。 
  讲座名为《信念与人生》，主讲人是一位身残志不残的女士，名叫司晶。 
  讲座尚未开始，偌大的电教报告厅，已到处是人，几乎没有座位了。 
  我径直向里走，看还有无空位。 
  “沙漠舟，沙漠舟……” 
  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循声望去，发现是近一年没见面的小岑。 
  刚好，小岑往前第三排有一个空位，我遂过去落座。